孙巍

在凤翔东湖岸边，挺立着一株100多年前种下的柳树，相传为左宗棠率军远赴新疆抵御沙俄入侵，胜利归来途经凤翔休整时栽植，被称为“左公柳”。

其实，历史上的“左公柳”有着更为深远的内涵。

“左公柳拂玉门晓，塞上春光好。”“想乘槎张骞，定远班超，汉唐先烈经营早。”“经营趁早，莫让碧眼儿射西域盘雕。”这是20世纪30年代广为流传的歌曲《玉门出塞》中的歌词。这首歌赞颂了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千秋功业，描绘了风吹柳枝好春光的玉门关，又使人联想到张骞和班超出使西域、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辉煌历史，呼唤中华儿女警惕西方列强对西域的觊觎，效法先贤建功立业。

《清史稿》记载，“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阴人。”他考中举人后三次参加礼部会试都未考中，于是断了通过科举入仕途的念头，转而留意农事，专心研究地理、兵法。后由幕僚开始，历任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

《清史稿》记载“宗棠舆榇发肃州”，即抬着棺材从肃州出发。当时，面对新疆各地豪强纷争的混乱局面，特别是沙俄趁机侵占伊犁的严峻形势，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肩负重任，率军奔赴新疆。与他同行的，除了数万湘军，还有一副为自己准备的棺材。临行前，年近七旬的左宗棠身披戎装，立于肃州西门外演武台上，立下誓言：不收复伊犁，誓不生还！

左宗棠抬棺西征，留下的另一件意义深远的事就是令军队在陕甘至新疆沿途种植柳树、杨树，于是有了我们现在说的“左公柳”。甘肃平凉市博物馆收藏有一块“武威军各营频年种树记碑”，碑记由左宗棠统率的楚军（即湘军）将领魏光焘亲撰并书碑文。其中有言，“在昔西陲构祸，陇东马烈，甚至道周树木存者寥寥，满目荒凉”。面对这种荒凉景象，左宗棠“檄各防军夹道植柳”。植树伊始，“每为游民窃拔，牲畜践履”，又“谕禁之，守护之，灌溉之，补栽之”。此碑对当时植树之缘由始末记述较详，可见当年植树的艰难。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这是左宗棠的老部下杨昌浚后来任职西北，在西行至嘉峪关时，沿途看到湘军所植道柳，除戈壁外，连绵不断，深有感触而写下的七言绝句。左宗棠自己也在给朝廷的诏报中说，“自陕西长武县界起，至会宁县东门外止，计程六百里，节年共种植成活树二十六万四千余株”，当时植树造林的盛况由此可见一斑。

左宗棠还被称为开发大西北的先驱。与植树相伴而行的，是“新疆善后诸务，皆次第兴举”。据《左文襄公年谱》记载，在军事行动结束后，左宗棠认为“新疆善后事宜，以修浚河渠，建筑城堡，广兴屯垦，清丈地亩，厘正赋税，分设义塾，更定货币数大端为最要”。在他的经营下，西北地区逐渐从战乱中复苏。如开浚河渠，“哈密修石城子渠，镇西厅修大泉东渠，迪化州修永丰、太平二渠，安顺一渠，绥来县修长渠，奇台县修各渠”等；如建筑城堡，“奇台、绥来、喀喇沙尔、库车，或因旧基，或拓新地，均不劳民力，不耗公财，而崇墉屹然”；如广兴屯垦，“镇西厅属兵民报垦五万数千余亩，奇台报垦民户九百有余，军营新垦六千六百余亩”等。

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新疆栽桑、织造也发展起来。当时，新疆南北两地都有桑树，当地人却只取桑葚作为粮食，或将桑树视为药材。左宗棠命人招募六十名浙江湖州熟悉蚕务的百姓，携带桑树秧苗、蚕种以及养蚕工具前来，教当地百姓嫁接、压条以及喂蚕、煮茧、缫丝等方法。从安西州（今甘肃安西）、敦煌、哈密、吐鲁番、库车到阿克苏，各地都设立机构传授技艺。两年后就初见成效，各地呈报的新丝样品，色泽洁白，不比四川产的蚕丝差。

历史上的左宗棠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但是他为人为官、待人处事有很多值得后人效仿的地方。曾国藩说：“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他“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少年志向和“手释万卷，神交古人”的勤学精神；他“慎交友勤耕读，笃根本去浮华”的家训；他“抬棺出征”收复新疆的决绝，“尺寸不可让人”的领土主权意识；他任陕甘总督，据说每年寄回家的银子仅二三百两，却在离任时将几十万两兼职俸禄分文不取、移交继任者，指明用于兰州黄河铁桥建设……

《清史稿》论曰，“宗棠事功著矣，其志行忠介，亦有过人。廉不言贫，勤不言劳”。这样的评价，实非过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