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凯利

六十多年前初秋的一天，我正和几个小伙伴打闹嬉戏，忽见两位阿姨走进了我家大门。于是，我便急忙跟了进去，只听其中一位阿姨朗声问道：“你家有叫王凯利的孩子吗？”我妈从厨房里走出来，边用围裙擦着手，边应声道：“有！有！”阿姨说：“孩子今年该上学了！”我妈闻言，说：“这么快？可该上学了！”原来，这是附近小学的两位老师挨家挨户进行新生登记。

如今回想起来，当年学校的老师为孩子学业操的心比亲生爹娘都多。我脑海里每每浮现出当年的这一幕，都会被那如歌的往事催湿了眼眶。

一位个儿稍矮的老师问：“孩子在家吗？”我急忙在她身后作答：“在，在，我就是。”老师和蔼地问：“想上学吗？”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想！”老师说：“那好！你从1数到100。”我不等老师话音落地，便连珠炮般地数起来。没等数到30，老师就打断了我，满脸笑意地说：“行了，行了！”接着，老师又问：“会写自己的名字吗？”我答：“会写！”说着便蹲下来，欲用手指头在地上写给老师看。老师抚摸着我的头说：“不用写了，只要会写就行。”就这样，我顺利地通过了入学“考试”。

另一位老师从提兜里掏出一个油印的票据本，冲着我妈说：“学费和杂费一共是五块两毛五。”她边填写收费单据，边问：“家里生活困难吗？”还没等我妈回答，我就抢着说：“困难！”我妈闻言嗔怪：“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两位老师对视了一下，说：“既然家庭生活困难，学费就免了。只交课本费两块两毛五，茶水费五毛，共两块七毛五分钱。”

那时候的孩子懂事儿早，自理能力强。开学前半个多月，我就早早地开始准备。找到一个哥哥用过的旧铅笔盒，买了两支新铅笔，又把哥哥姐姐用过的铅笔头削尖，套在了一个金属铅笔套上。爸爸下班回来，顺路给我买了一个新书包。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个有两条长挎带的蓝色布包。

开学那天，我好奇地打量着那两栋高大的教学楼。听老师说，它的前身是西安市洋车公会，后来有了树仁小学，再后来学校改名为日照新村小学，就是我启蒙的学校。

我找到一年级新生报名处，发现这里早早排起了长队。那时，绝大多数六七岁的孩子都是自己来办入学手续。当我领到新书后，一种无以名状的激动涌上心头。我觉得，从今天起我就是一名学生了！那一年的代数课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课本很厚，纸张粗糙，黑色夜空封面上是一颗欲飞的人造卫星。同学们领到新书后，都十分珍惜，生怕窝了角，折了页，弄脏了书本。于是，回到家后，大家纷纷用旧年画纸包书。那时的街坊小铺里还有专门卖书皮纸的。厚的两分钱一张，稍薄的一分钱一张。

分配座位时，大家才欣喜地发现，我们用的是课桌和靠背椅相连的双人课桌。桌面非常人性化，呈约二十度的斜坡。课桌虽然笨重，但在上面做笔记、听课却十分舒适。

开学典礼上，主持人是位臂佩“三道杠”的高年级学生，雪白的衬衣配上鲜艳的红领巾，十分潇洒神气。我羡慕地痴望了他许久，心中暗暗下定决心，我也一定要戴上“三道杠”！操着陕西方言的校长讲了很多，嘱咐大家要好好学习。我把他的话牢牢地记在了心里。4年后，我终于戴上了“三道杠”。

我们上午上4节课，下午只有2节课。放学后，我蹦蹦跳跳地往家跑。书包里的铅笔盒“哗啦、哗啦”地打着愉快的节拍。回到家后，我妈看到我高兴的样子，就问：“今天学的什么呀？”我挺直腰板给我妈背诵了语文第一课的课文。

回答完母亲的提问后，我用了二十多分钟就写完了开学当天的全部家庭作业。紧接着，我又撒着欢去找小伙伴玩去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的生活，真是幸福而甜蜜。如今，每当目睹眼下小学一年级新生开学时的情景，耳闻孙辈伏案作业到深夜时的哈欠声，我都会生出无限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