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瑞

1978年，我从杨陵的一个小镇，坐火车到西安上学。

学校是一所工科中专，位于城南的八里村。据说明朝时，此地距西安府八里，因而得名“八里村”。

学校所在的南郊当时叫“文教城”，和西安东郊的“纺织城”、西郊的“电工城”相对应。我们的邻居有陕师大、西北政法等好几所高校。

当时的长安路还是石子路，两车勉强能过。公交车有一个3路车，从西安火车站始发，穿城过街，出南门沿长安路南行。从八里村下车，到我们学校，丁字路口往东拐，近500米的路，全要靠步行。

这条路比长安路更窄一些，还有一截慢上坡，虽也是石子路，但石子大小不一，雨后走上去会滑。

当时的路边全是菜地，农民种着各种蔬菜。学校围墙北边，长着两行树，一种落叶乔木，我叫不上名字，只看到心形的叶子，绿汪汪的很繁茂。这树开黄花，结的果实也有趣，像一缕缕长长垂下的豇豆。

我报到的时候，从长安南路一拐上这条路，它们就站在道边迎接，成为一道风景。每年放暑假，树荫下走过一群群从校门涌出的学生。大家提着提包，像放飞的鸟儿。

一天的课上完了，傍晚时分，同学们三三两两出来散步。菜地边的水清亮亮的，目光沿着水渠拐几个弯，就见弯成90度的铁管口，在不远处吐出清泉来。经过村庄的巷道，就能看见菜农蹲在自家门口吃晚饭，光头、大碗，头也摇，碗也摇。

目光抬起，晚霞满天，远方，黛绿的终南山近在眼前，山麓的树，似乎都能看得清。

3年很快过去了，同学们奔赴各地。由于留校，我在这里安家，一住就是44年。

44年里，我无数次地经过这条路，路边的两行树，无数次地迎我、送我，为我遮阴送凉。但我的脚步总是急匆匆的。我在繁忙的无意识中，遗忘了它们，以致路边何时换了什么树、种了什么花，都未曾在意。

岁月如梭，几十年一晃而过。

2024年，我彻底退休了。当几十年匆匆奔忙的脚步突然放缓，散步走过这条路时，才突然发现，哟，这棵树好像还是当年的那棵啊。

我反复确认，没错，是当年的树！它静静地站在路边，不惹人注意。两旁来来往往的年轻人，更不知晓它的过往。这一发现让我心头一颤。

我在迟疑惊喜中走向这棵树，双手扶住它，仰望，才发现这棵苍老斑驳的树，在阳光下仍然枝繁叶茂，生机勃勃。我慢慢收回目光，低头往下看，发现树的下部已遭外物撞击。3大块裸露木质的外围，伤疤都已结成了瘤。可以设想，44载的漫长岁月，它经历了怎样的风霜雨雪。

我激动不已地四处搜寻，想看看周围还有没有它的同伴，终于在它的斜对面发现了它的“兄弟”。它们随着岁月的流逝，悄无声息地见证了一座城的发展。

这44年，西安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年都是农田菜地的学校周围，如今高楼林立，交通四通八达。一个个新单位落户，一个个新小区建成，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这条校门前的路，先石子，后水泥，再沥青；先打通，后修直，再拓宽……围绕这条路，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城市的发展和提升不断演进，城市的容貌越来越美，市民的生活越来越好。

在这场数十年的嬗变中，作为某种难免的代价，这棵树的“弟兄们”，前前后后、义无反顾地做出了牺牲。它们约好了，让幸存下来的代表，代替它们感受这巨变后的新生活。

尤令我惊喜不已的，是偶然的网络点击，让我弄清楚这两棵树的真实身份：它们原来就是中华传统“桑梓”文化中的梓树，民间也称之为楸树啊！

突然醒悟，这两棵存留下来的梓树，原来一直在暗中昭示我：我在杨陵出生成长22年，杨陵于我固为桑梓，而我在西安生活了44载，西安无疑是我的第二故乡了！两棵梓树，站在漫长的烟雨岁月中，默默地为我注释。

我第一次来西安的时候，西安的户籍人口还不到500万；而到了2024年，一下子就增长到1000多万。这多出来的，除过西安本地人口增长外，更多的是来自全国各地、四面八方的人。

这些像我一样的新西安人，像一棵棵树来到这里，来了就扎根，扎根了就发芽，发芽了就开花。一批批的新西安建设者，落地生根，纷纷把西安作为自己第二个“桑梓故里”。几十年来，新西安的建设者中，许多人也像这两棵梓树一样，默默地奉献着。

如今的西安，花红柳绿，四季花香，城市绿化率居全国前列。早年的这两棵梓树，也早已融入了西安城市森林的绿化之中，它们随身边的国槐、梧桐一起，迎翠吐绿，枝扰云汉，叶舞清风。

《诗经》有云：“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此时的我眼眶湿润，给历经44载岁月云烟、暗中一直陪伴着我、默默见证大西安发展变迁的两棵梓树，深深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