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耀晗

近读董岩新著《孤帆觅渡》，深受教益。这是一部深度解读作家内心世界的好书，通过描述梁衡先生的成长岁月和精神世界，带给读者诸多启迪和感慨，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励志读本。

梁衡是当代散文大家、新闻理论家。他36岁时发表的散文《晋祠》入选中学课本，受到国内文坛瞩目，此后一发而不可收，终于誉满天下。多年来，他的文章先后70余篇次入选多种教材，有“教材作家”之称。

他针对学生对数理化有畏难情绪，教学又不得法的现实情况，历经四五年调研，创作了40多万字的《数理化通俗演义》。本书迄今已经出版30多个版本，重印30多次。

1996年的《中华儿女》第8期刊发梁衡《觅渡，觅渡，觅何处？》一文，开启了大事大情大理政治人物散文创作阶段。许多人评价该文的影响力超过一本专著。1998年2月，《中华儿女》第2期《大无大有周恩来》一文，是梁衡经过20年深度研究思考的结晶，成为当年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活动中影响最大的一篇，荣登该年度“中国散文排行榜”冠军，被很多党校和机关用作教材。政治人物散文的创作，让梁衡获得“红色经典作家”的赞誉。

退休后，梁衡又开启了人文古树的创作，走遍青山找树、看树、写树、画树，历时8年写就并出版《树梢上的中国》一书。此书出版两个月就重印，次年位居全国首届读者喜欢的生态环境好书之首。

著作等身的梁衡说：“此生最爱是文学。”但是，对于梁衡来说，“名岂文章著”！《孤帆觅渡》在展示其创作成果的同时，重在寻“因”寻“根”。以文名世的支撑是“做人”，这是梁衡给出的答案。

梁衡在“很享受”的成果里，找不到一丁点儿沾沾自喜。他说：“不论做什么，先要学做人！除了政治上的要求外，还有很多最基本的东西，如豁达、开朗、勤奋、刻苦、勇敢、刚强、坚毅……有了这些，才能在社会上站住脚。”

他经常问自己：“这几十年，我在哪里？”有所思，才能成文章。他进一步梳理自己的心路历程：“青年时接触河山，情感更热烈，写山水侧重审美；中年时写人物，是对历史、人物的深思，反思人与社会的关系；现在写人文古树，研究人和树的文化关系，自然、文化、历史、人与树交融一起，更沉淀、更丰富，是在国家搞生态文明建设、社会转型的大前提下，个人的转型。我的文学创作是与国家命运连在一起的。”

梁衡成长的轨迹印证了他的话。他从小养成了一种朴素淡泊的生活观、物质观和积极的人生观。上大学时，“知识分子+革命者”、“传统文化+马列主义”、为文为政皆有建树，是他人生理想的发展方向。大学毕业时，全班12名党员自愿报名到边疆，他要去的地方是沙漠边城。基层的记者生活使他由天真变得实在，由浮躁变得深沉，上任之初那种职业的新鲜感、自豪感，逐渐换成了一种人生的使命感、紧迫感，以新的态度对待以后的人生。他经常自警自励：“报国之心不可无有，治学之志不可稍怠。”

他以范仲淹为标杆、偶像，大半辈子都在勤勉践行立德、立功、立言的做人标准。他与时代同频共振，始终秉持着理想信念不懈奋斗。他的奋斗成长和不凡成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和人生典范。

除了创作大量作品，梁衡在新闻、文学、出版乃至生态领域创造出诸多新颖、独特的理论。无论是职业道德，还是人品修养，梁衡都堪称榜样。他当过记者、作家、新闻官、博导，著作等身，受教者不计其数。

他在专门为中学生读者编的《梁衡散文中学生读本》的序中写道：“这个本子是专门为配合教学而编的……但总的来讲是想回答两个问题，怎样做人和怎样作文。”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博士生导师，经常说：“大学教育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做事与做人，二是方向与方法。”

董岩在《孤帆觅渡》中，没有停留在仅仅记述梁衡一生的经历和成就上，而是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立体的“梁衡先生”，对他为文、为人、为学的内心动力进行解析，为读者带来深刻的启迪和思考。相信，这是一部能经得起岁月检验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