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亚妮

多年来，我无数次想写写大舅，可每每思绪纷飞，心绪难平。窗外乍暖还寒，细雨下了又下，残花飘落，天幕低垂，离群的孤鸟呆立在电线上若有所思，零碎的记忆点点聚合，我又想起了大舅。

大舅从小聪明好学，幼年时读了不少书，后来家道中落，生活艰难。长兄如父，养家糊口和教育弟妹的重担落在了大舅身上。13岁的大舅不得不离开家，到很远的塬上去当药铺的学徒。

年少的大舅在店主家起早贪黑，什么活都得干。他天不亮就起床，烧水、做饭、扫院子、喂牲口，白天要看铺子、抓药、晒药、分药、选药，晚上还要烧炕、算账、碾药、做丸药……

药店要派人上北山采药，天不亮就出发，天黑透了才能回来，背着背篓徒步去，来回要走几十里山路。

大舅兄妹7人，家里人多地少。于是，大舅在北山开荒，种庄稼。山地陡峭，荒草遍地，乱石嶙峋。大舅住在山里，一锄头一锄头地刨开荒草，一块块拣出乱石，顺着山势开垦出几片“豆腐块”荒地。山上的土地贫瘠，庄稼长得稀疏瘦弱，大舅硬是一遍遍平整、施肥、除草，才有一点收成。我家孩子多，劳力少，粮食常不够吃。大舅每年都会接济我们，时不时背一袋或半袋麦子过来，帮我们渡过难关。父亲常对我们说：“你们大舅对亲人诚恳无私，大家一定要记住他的恩情。”

我小时候在大舅家长大。我爱喝羊奶，大舅专门养了只羊给我。幼时照片上的我，脸蛋圆圆鼓鼓，长得很胖。有什么好吃的，大舅也常留给我。记得有一次，大舅晚上煮肉，孩子们等不住，都睡了。半夜里，大舅悄悄把我叫起来，盛了半碗臊子肉让我吃。那时生活困难，一年到头，只有过年才能吃上肉。我一看，表哥表姐们都睡了，大舅只叫了我。我的内心充满暖意，低下头，一口气吃完了半碗肉。这些年，我走过很多地方，吃过许多美味，却唯独忘不了那个寒夜里的那半碗肉。

我小时候任性，常和母亲斗嘴赌气，一生气就自己跑到大舅家去。大舅总是耐心劝我，并亲自送我回家。大舅会讲许多历史故事，一路上，我让大舅一个接一个地讲。我们一路说说笑笑的场景，我至今历历在目。无论是村里村外，还是亲戚朋友，凡与大舅打过交道的，没一个不说大舅的好。他古道热肠、真诚正直，村里人有难缠事、烦心事都愿意跟他商量，找他帮忙。他从来都把这些事当自己的事一样，积极出主意、想办法，能帮尽帮。

大舅胸怀宽广，对兄弟姐妹都非常好，而且从来不求回报。可他遇到的磨难却比别人的更多。他的二儿子，也就是我的二表哥，从小得了小儿麻痹症。为了二表哥，大舅带着他到县里、市里、省城里，到处求医问药。许多人都劝大舅算了，可大舅不死心。在大舅的坚持下，二表哥经过几次大手术后终于可以正常行走、骑自行车、干活了，大舅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上大学后，我和大舅见面少了，但我知道，无论走到哪里，大舅都牵挂着我。

2001年夏天，我突然接到父亲电话，说是大舅胃出血，被连夜送到西安住院。我听了大惊失色，急忙赶到医院。大舅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形形色色的管子，脸色蜡黄，皮包骨头，肋骨条条突出。我双眼一热，滴下泪来，轻轻唤着：“舅舅。”他睁开眼，怜爱地看着我，却说不出一句话。大舅是胃癌晚期，已错过了手术时机，医生建议控制病情后回家静养。回家后，他的病竟奇迹般好转了许多，他也慢慢可以下地走路，能少量吃些饭，自理生活了。这样大概过了三四年。那几年，我每次回家都会去看他。每次我给他一些钱，他都不肯要。常常是我坚持再三，他才收下。我买了几盒西洋参给他，他便经常念叨我的好。我听了，心里又难过又惭愧。

2004年，我儿子满月后，我带儿子回乡小住。那天我刚到家，大舅恰好来了。他更老了，背很驼，5月仍穿着棉衣，戴着帽子。他第一次见我儿子，很高兴，从身上摸出20元钱放在儿子兜里。这是西府习俗，长辈第一次见孩子，要给孩子“瞌睡钱”。我了解他的状况，20元钱应该是他身上的全部，大舅一如既往给出的是他的全部。我眼眶一湿，赶紧扶他坐下。下午，大舅要回去，我送他到村外，忽然生出无限留恋之感，只想陪他一直走下去。我一遍遍请他保重身体，他轻轻答应着，叫我回去。我看着他虚弱、苍老的背影渐行渐远，久久不愿离去。那时，夕阳西下，晚霞将天空涂抹得一片斑斓，他的身影仿佛被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光，慢慢隐入薄雾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