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谷

少年时代，只是读语文课本上的诗文，涉世之初的懵懂认知，就一下子让自己爱上了文字，从中汲取精神的力量，以满足心灵的渴求。那个年代，物质贫乏，精神产品也相对稀缺，课外书籍很少，我一有机会遇到便如饥似渴地阅读下去，从中得到的是人文史地、自然科学等诸多生活常识，也逐步探索并确立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除了书本知识，更多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实践，让智慧慢慢生长，逐渐认识生命的规律和意义，认识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应该怎样去生活，做一个怎样的人，让人生变得有价值。

书是前人写的，也有同代人写的，门类繁多，浩如烟海。大多的书，是人生的灯塔，指点你抵达生活彼岸的方向，不至于撞上暗礁或偏离航向。也有的书是恶之花，虽然披露了理解生活的另一面，却也误人子弟，我是不要看的。我总是喜欢读充满哲思与诗意的诗文，聆听优美而悲怆的音乐，欣赏大自然和生活的现实与浪漫交融的画作，及一切尊重传统艺术规范并有创新发现的各类艺术作品。作者和读者的文化背景和审美基因有差异，便产生了不同品位的传播载体，可以各有不同，各美其美，于是也就形成了认知各异的社会文化群落。除了应试教育的标准答案，一般的书籍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学术和风格的碰撞中，去追求社会和人生的真理。

我是50后，是读着“三红一创”，听着新民歌长大的。之后，高尔基的《母亲》《我的大学》，鲁迅的作品，《红楼梦》等古典名著，还有经典名著如《简·爱》《巴黎圣母院》《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等，是我进城上大学时才读到的。《诗经》、唐诗、宋词，向来如同文学源流中的潜流，不曾被遮蔽过，在被主流文化继承的同时，也形成了民间歌谣抚慰着人们的心灵。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各种哲学文学艺术思潮从西方蜂拥而至，恰似海风扑面，我废寝忘食地读了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及米兰·昆德拉的著作，从中消化并校正自己的认知。近年归园田居，我的读书兴趣回归到了陶渊明、王维、苏东坡的著述，也是适于自己的生活处境而聊以自慰的。

回顾自己多年的写作经历，也同样是伴随着有所选择的读书慢慢前行的。不是实用主义，而恰好是有方向感，不是胡乱翻书，而是在知识的实践中形成某种知行合一。有的书合乎自己的价值观和美学理念，我便如获至宝，一字一句细读；有的书装帧迷人、卖场喧嚣，我便连摸也不摸。年轻时的应时之作，在读书参照物的影响下，基本不成器抑或速朽。成年之后创作的《铁市长》《无忧树》《远行人独语》，那是我在读书视野扩大和认知事物逐渐明晰的同时，用笔真实记录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变革和精神处境的人与事。进入21世纪，我的读书选择大多与写作题材相关联，相得益彰，在汲取前人智慧中有所发现与表达，如阅读中外石油书籍，写就《中国百年油矿》；阅读音乐知识和影视资讯，写了《音乐家赵季平》；钻研民俗艺术，创作了《国风》；读书法史和唐史，写了《柳公权传》；研究沙漠史和生态革命，写了《春归库布其》，不一而足。同时，在参与续修族谱的家事后，在阅读中外农耕时代的演变史后，我还陆续写出了长篇小说《还乡》《谷雨》《故里》。

涉及红色书籍，我一直喜欢读近代中外史，尤其对中国共产党党史和老一辈革命家的传记及第一手资料情有独钟。近年来，我重温《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毛泽东选集》，通过查阅地方党史档案资料，并进行实地走访搜集，历经3年写作、3年送审编辑，创作出版了40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照金往事》，如实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初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反映了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历程，阐释了延安作为中国革命新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的历史意义。

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涌现出了像赵梦桃这样无私奉献的模范纺织女工。时至今日，赵梦桃小组50多年红旗不倒，她们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精益求精，争做新时代的最美奋斗者，把梦桃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2019年11月，我接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约稿，撰写赵梦桃小组的事迹。我找到了1963年在《陕西日报》上发表的作家魏钢焰的报告文学《党的好女儿赵梦桃》，又找到《人民文学》当时转载节选的《红桃是怎么开的？——记党的忠实女儿赵梦桃》，还有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党的好女儿赵梦桃》单行本。仔细阅读之后，我受益匪浅。我又网购了国棉一厂厂志，广泛阅读中外纺织史，实地采访几十位当事人，最终完成了25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绽放》。

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我通过阅读党史、家乡铜川的煤炭史、中国当代音乐史，查阅档案资料，访问多位当事者，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寻找雷锋的蕉萍》，真实呈现了《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词作者蕉萍（姚筱舟）的生平故事。

读书与写作，并驾齐驱。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坚持了半个多世纪的生活方式，一种对价值观的诉求和美学思想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