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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雅丽
记者梁生树的《乡村面孔》,是由他扎根陕西镇安县丰收村两个多月的所见、所闻及所思凝练而成。
这个村子是中国万千村子里极普通的一个,正因其普通,方具有代表性。如果说,全书对于这个村子的解剖麻雀式的书写有什么倾向性意义的话,那就是把万千只“麻雀”的前世今生,以至将来都做了条分缕析,从而让人们更为直观地看到“麻雀”的五脏六腑。而看清这些“麻雀”的生命与生存状态,才有可能让这些“麻雀”蜕变成“雄鹰”。
对于中国乡村的书写,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文化和社会学角度,几乎就没有断档过。在很早的时候,就有许多经典著作对中国乡村问题、农民问题进行过深入的了解和剖析,有些著作到现在还有很高的认知价值。近年来,虽然有许多关于当代农村的作品呈现出来,但较为深刻、细致、动情,进而有阅读和解析价值的作品却不多。《乡村面孔》一书,虽然还不能说是填补了某些空白,但至少在资料的翔实性、记录的客观性以及用情的深入等方面,还是很值得肯定的。
纵观全书,作者运用从点到面、从个体到整体、从历史到现实等逐渐深入的笔法和结构,记录了村子里的人物和事件。这种工笔式书写,细密地构成了村子的真实“面孔”。书中用独立的章节记录了28位村民(包括驻村帮扶干部的“准村民”)的故事,这些故事大部分采用村民口述的第一手资料,不加雕琢、不加掩饰,实在且真实,为全书的鲜活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分头记录了这28位村民的故事之后,一个村子的“面孔”完整地呈现出来。这28位村民是一个个散点,这散点最后集结成了面。从写作形式上来看,这种方式类似于拼图,用一个个部件拼成一个完整的整体,是从散布到凝结,从个体到整体的一个完整的组合过程。作品对村民进行了一定的筛选,使书中的28个村民各有特色又互相关联,各守一方又各有代表,进而遍布了一个村子的角角落落。从这一点上来讲,虽然这部纪实性的“非虚构写作”还不是完全意义的文学创作,但其所遵循和坚持的手法是与文学创作的规律一脉相承的,正是这样的架构和结构,使得整部作品完整而稳固地站立了起来。
从写作技巧上肯定这部作品之后,更值得称道的是作者的写作态度。梁生树以记者的敏锐和敬业,用作品阐明了自己的创作态度,那就是对乡村的深情、对村民的真情和对“三农”问题相对深入的思考。正如书的《后记》提到的,作者在农村生活了18载,这段经历使作者对农村更为亲近和关切。在采访了解的过程中,作者对于村民的态度,没有高高在上,没有走马观花、浅尝辄止,更没有“旁观”的姿态。当遭遇误解或抗拒时,作者总是用真情真言与村民沟通,从而获得村民的信任和配合。这一点如果往深讲的话,可以上升到一个写作者的思想禀赋和情感诚实的高度,也可以说不是简单地为了写作而写作,而是要把自己融化进去,和“被写作者”融为一体、成为“自家人”,用真情诚心为乡村画像。
写到这里,我想到文学陕军的第一代领军人。他们坚守人民立场,从心灵与情感上融入农民之中,这种思想境界一直是陕西作家学习和秉承的传统。“要想塑造英雄先要塑造自己”的名言一直激励着陕西作家,他们始终坚持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的创作态度。但凡有使命意识的作者都会自觉地保持着这样的心态,梁生树对于村里人物的工笔式书写,不仅仅来源于其身后整个团队的策划,更主要的是这种使命意识的推动。
阅读这部作品,我脑海中总会浮出一些景象,继而引发对于其他“村庄”记忆的联想。这种“联想”,一方面是本书的典型性与代表性的效应,但更多的是激发出了许多人对于中国乡村的或早或晚,或长或短的思想存留,从而引发来自心灵深处的呼喊——我的乡亲、乡情和乡愁。
希望有更多的、即时的反映中国乡村的优秀作品出现,不独是记录,更多的是一些深度的分析与思考。希望有更多的“面孔”呈现出来,不独作为“观看”的影像,更多的是一种深度关注的思考,一种对乡村振兴的渴望和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