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瑞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地理版图上，陕西以其深厚的历史积淀与非凡的创作成果，占据着一个独特而醒目的位置。新中国成立后，以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为代表的老一辈陕西作家，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火种播撒在三秦大地。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为代表的“文学陕军”，又进一步夯实了陕西文学现实主义的创作根基。长篇小说《金麒麟》的作者刘明琪坚持陕西文学关注现实、扎根大地的传统，继《五狼关》之后，第二部长篇小说《金麒麟》最近再次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金麒麟》三易其稿，书写范式和美学意境在作者致敬传统与寻求自我超越之间，进行着积极的探索和大胆的尝试。小说采用“传奇故事”的框架，通过金麒麟这一宝物串联起整个故事，在情节铺排中融入了民间信仰、传说等元素，使作品在现实主义基调上，又增添了几分魔幻色彩。

和人们熟悉的其他长篇小说的叙事方式不同，《金麒麟》将叙事的焦距拉近，将透视的切口缩小，把书写的对象锁定在终南山下的一个小乡村，通过一连串扣人心弦、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把人性的本真、人间的美丑展现给读者。但如果仅仅从这个层次理解，便辜负了作者的良苦用心。有心的读者会透过表面的热闹、诱人与猎奇，窥探到作者文字底部的潜在主旨：一件稀世珍宝，土匪不能得、上庄蓄谋已久不能得，商会机关算尽亦不能得；来自外部的狡诈与阴谋，在视宝如命、视死如归的雷子老六跟前，皆化为乌有。然而，堡垒最终还是被攻破了。自家兄弟之间的残酷内耗让雷子老六不得不痛下决心，把金麒麟送回大冢深处。然而，下庄大冢里的宝物，众人你争我夺、拼命想占有的东西，最终却谁也没有得到，被远在海外的洋人盗走！此乃宿命，亦为反讽。如此深刻之主旨，深含“醒世恒言”之意，使《金麒麟》成为一部具有自省和批判意识的作品。

让人振奋的是，作品的结尾，当盗贼逃过潼关的消息传来，雷子老六及下庄上庄百十人摒弃前嫌，群情激昂，发誓不追回宝物绝不罢休。一个宝物争夺的故事，上升到民族大义和国宝抢救的层面，作品主旨因之得到了高度升华——在国家大义面前，这群人有着坚定的意志，为维护民族的尊严和利益，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舍小利而保大义。

从主旨上讲，《金麒麟》的立意很高。从艺术手法上讲，《金麒麟》在几个方面都可圈可点。

首先，《金麒麟》讲述了一个好故事。全书围绕得宝、护宝、夺宝、失宝、最终追宝无果的主线，故事情节曲折，环环相扣，跌宕起伏，代入感很强，既能满足大众的猎奇心理，也引发人们对文物保护的思考。

其次，《金麒麟》成功塑造了诸多鲜明的人物形象，而其中最突出的，便是主人公雷子老六。雷子老六是一个非常有个性、辨识度极高的人物。作者聚精会神地把笔墨集中倾注在这个人物身上，人物形象塑造很成功。合上书页，雷子老六仿佛从书中走了出来，带着独有的气息和温度，让人忍不住为作者的文学功力大声喝彩。在具体塑造手法上，《金麒麟》延续了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通过各个不同环境和场景的转换，生动展现出雷子老六性格的多面性。比如在800块银圆的重金诱惑下，雷子老六信念坚定，不为所动；在和上庄的强力械斗中，他目眦尽裂，单刀退敌；面对商会会长的阴险计谋，他眼不眨、手不抖地剁掉自己一根手指，成功脱险；在兄弟们为了宝物而装神弄鬼、夜夜不息的折磨下，雷子老六终于精神崩溃。这种复杂的人物塑造，避免了简单化的英雄叙事，让读者看到了一个在时代洪流中挣扎求生的真实个体。

再次，小说文本具有鲜明的学者化特色。刘明琪曾任《陕西师大报》主编和文学院教授，深厚的学养和知识积累使这部小说有着鲜明的“学者型叙事”特征。例如小说对下庄聚落形态、姓氏谱系、祭祀仪式的描写，近乎民族志笔法，不少段落可直接作为民俗学脚注；在器物学上，金麒麟的形制、鎏金工艺、唐代陵墓制度等自然融入叙事，形成“小说—考古报告”的互文；在文本语言上，大量使用的关中方言、民间俚语等，有着鲜明的地域印记。

最后，《金麒麟》的语言生动传神，具有鲜明的文学性。比如对老雷子敲鼓场景的描写——“他身穿青衣，腰束白绢，脚蹬藤鞋，又缠了裹腿缚了头巾；一对鼓槌头大尾小，末端还牵着两绺鲜红的蚕绸丝绦。”这种对民间艺术的细致刻画，充分展现了关中文化的独特魅力。而对老雷子动作的描写——“老雷子虎跳豹突般蹦出街门，当街又翻过一个旋子筋斗，随后便一个姿势定格在皂荚树龙盘蛇走的根节上了。”一个“跳”，一个“突”，一个“蹦”，一个“翻”，恰到好处的四个动词，使描写出神入化，腾挪的画面令人目不暇接。整部作品中，这样生动的语言不胜枚举。

《金麒麟》以其扎实的叙事功底、深厚的文化底蕴、鲜明的人物形象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当代陕西文学的重要收获。刘明琪“学者小说”的思辨特质，对“文学陕军”而言，无疑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和刺激，展现了学院派创作可能达到的美学高度。正如作家出版社所评价的，这是一部“致敬生命的震撼之作”。它的出版，标志着陕西文学在传承与创新中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