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巍

说到韩奕坡，知道的人大概不多；若提起司马古道或司马坡，知晓的人就不少了。其实，韩奕坡就是现在所说的司马古道或司马坡，位于陕西韩城芝川镇东南一处高岗上。

相传司马古道始建于公元前一千多年，因韩城当时是西周武王幼子的封地韩侯国，所以这里最初称“韩奕坡”，“奕”即高大貌。“韩奕”一词源自《诗经·大雅·韩奕》，其中有“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有倬其道”。如今，韩城保留北宋时期石铺路段1500余米，其中300余米处于司马迁祠墓保护区内，所以称司马古道或司马坡。

站在曾经的韩奕坡、后来的司马古道前，不禁浮想联翩。当年，这里是韩城通往京畿的要道。从有科举制度到明清，韩城中试者有一千多人，他们都曾背负着沉甸甸的行囊，满怀希望地从这里走过。

“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的司马迁也一定从这里走过。不过，他是否回来过、何时回来，无稽可考。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晋代任汉阳（今甘肃天水一带）太守、自幼沉迷《史记》的夏阳（今韩城）人殷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树垣”，于是就有了司马迁祠墓。司马迁祠墓就在韩奕坡的北侧。司马迁曾在《史记》中，专门引用《诗经》之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来赞美孔子。韩城人在司马祠为司马迁题写了“高山仰止”，以显敬仰和追思。

“高山仰止”既是对《史记》在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的肯定，也是对司马迁的赞颂。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认为自己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夏之世便彰显功名，后世虽衰落，但不能断绝在自己手里。司马谈握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低头流泪表态：“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父亲去世三年后，司马迁任太史令，开始整理历史书籍及国家收藏的档案文献，继承先辈遗志，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自己的使命。

然而，因替李陵说情，司马迁被汉武帝施以腐刑。面对这样的厄运，司马迁没有轻生，而是顽强地活了下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句话出自司马迁后来的《报任安书》。在这篇文章中，司马迁向好友陈述了自己的痛苦抉择。当时，司马迁已收集天下散失的历史传闻，粗略地考订其事实，“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但草创还没有完毕，司马迁就遭遇了灾祸，“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

身受腐刑，而矢志不渝，司马迁在绝境中用来勉励和鞭策自己的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司马迁出狱后任中书令，忍辱含垢，在同僚的诽谤非议、乡人的羞辱嘲笑中，前后经历十四年，终于完成了《史记》，实现了自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标。

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司马迁祠一座山门门楣的牌匾上书写着“史笔昭世”四字，这是后人对一个史官的高度评价。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被称为“二十四史”之首，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这样评价《史记》：“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司马迁的墓是一个衣冠冢。很多人感到困惑，为什么墓冢修得像个蒙古包？传说这是因为司马迁在《史记》中公正客观地记载了匈奴的渊源，让他不仅深受汉人尊崇，还备受当时匈奴人的尊崇。我们现在看到的司马迁墓，相传是元世祖忽必烈敕命修建的。

遥想当年，当司马迁从韩奕坡上走过时，可曾想到他会经历的苦难和为后世立起的丰碑？他在逆境中以超越个人荣辱的态度，履行着一个史官的职责，也激励着后代仁人志士矢志不移地坚守着文化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