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焕亭

《乐人》是女作家郑曼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到21世纪中国的发展变革为背景，反映了“乐人”这一乡村特殊文化群体曲折而多彩的命运历程，浓墨重彩地刻画了仕林、强子、二号、小焕、争社、米前进、陡自立等一批血肉丰满的“乐人”形象，热情讴歌了一代基层音乐人在社会转型的激流中坚守人格底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尚品德和纯美心灵，为五彩缤纷的文学花园增添了一个新的文本。

这是一部记录跌宕起伏的时代影像的文学作品。新中国成立以来，不乏《百鸟朝凤》《一个人的皮影戏》等反映音乐人的影视、文学作品。而《乐人》在题材选择上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把艺术的笔触伸向长期为丰富乡村文化生活而默默奉献的“乐人”群体，从而赋予作品以“集体文化记忆”的价值。“乐人”们的命运图谱投射着时代转换的斑斓色彩，诠释着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的血肉交织。他们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有音乐天赋的仕林，在县木偶剧团这一方小小的舞台上与米前进、刘凤梅、高玉玲、王兴华等一起为理想而奋斗；他们对未来充满憧憬和期许，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展示才华的机遇，为深深爱着的秦腔如醉如痴，从而将个人的委屈置之度外；他们是时代风雨的亲历者，面对文化多元、理念多元，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盛行，传统戏曲事业受到强烈冲击的严酷现实，有过困惑，有过迷茫，有过痛苦，有过挣扎。他们中有人通过兴办戏校或者戏曲班，在下一代身上绵延文化血脉；有人在现代舞台上找到人生新的价值支点，试图活出新的精彩；有人远走他乡，写下“漂泊”的缕缕心迹；有人被命运抛向“乐人”的行列，终日忙于乡村中的婚丧嫁娶。

沉浸在“喜怒哀乐”的婉转旋律中，他们的灵魂拖着沉重的翅膀飞翔，而回到现实，却要承受某些“流俗”目光的冷漠和轻视。这样，一部《乐人》就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沉浮悲欢，而是当代中国基层文化生态的写照。

在《乐人》中，诸多矛盾都是围绕坚守还是放弃而展开的。一些文化市场的逐利者试图用媚俗、粗俗的文化产品去蛊惑观众，遭到了陡自立严正的拒绝。陡自立宁愿守着县剧团冷落的“戏箱子”，也绝不去浑浑噩噩地随波逐流。这也成为他与妻子王采儿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王采儿为老板们较劲抛出的一万元而不惜丧失人格，出卖自己，最后沦为乞丐。强子与小焕的出走，本质在于对传统理念的反抗和对人性真美的向往。

《乐人》中的每一个生命个体，时刻都把自己的悲欢苦乐同民族的命运自觉地联系在一起。他们虽然经历着时代风雨的磨砺，演绎着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心却始终随着祖国的发展而跃动，都有强烈的担当意识。米前进的学生马森壮烈牺牲在抗洪前线，强子和小焕为汶川灾区群众送上了关中特有的油泼面。整部作品始终有着一条温暖而富有生机的基线。关丹、熊娃、岗岗、浩浩等作为“乐人”的后代，从父辈身上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还有中华文化隽永的魅力。诚如作家汪曾祺所说：“文学，应该使人获得生活的信心。”

这是一幅缤纷多彩的关中民俗风情画卷。读《乐人》，读者不难看到郑曼深入生活的足迹。在作者笔下，关中民俗风情彰显着农耕文明的底色，散发着乡村淳朴自然的魅力，展示着乡村生命群体独特的精神风貌。

作者对农家葬礼的繁复有序以及“哀乐”曲牌、秦腔戏词等信手拈来：“‘祭灵’凄婉哀鸣，催人泪下，在场的大娘大叔，无不抹泪心酸；强子、小茶，在灵前哭得声嘶力竭。争社还在卖力地敲着他的鼓。哭声与乐队如同庞大的交响乐，回响在正月村庄的上空。”而对于婚礼场景的刻画，亦是声情并茂：“只看乐队的中央，争社在疯狂地敲打，旋转，一会头上的汗流得满身都是，在寒冷的冬天看着他精光的上身冒着热气，把看热闹的乡亲也看得浑身燥热。”读来如临其境，感同身受。另外，对于关中方言的运用，也大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贴近性和可读性。由此不难看出，郑曼深入生活的自觉、审美生活的智慧和表现生活的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