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松铖

《蚕门》是安康工业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成果，在相对有限的时空内，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激情飞扬的现实图景。书中，作者李思纯保持了一种淡定、从容的叙事节奏，历史书写与现实观照基本上实现了互融、互补。更进一步说，作者对历史的回望，是建立在现实的审视上的，因此书写便有了一种对过往岁月的感怀情愫。这种感怀情愫既观照了现实，也拷问了灵魂。

《蚕门》所书写的这段历史，是现实的历史，具有深刻的两重性。一是它将已经过去的那段岁月进行艺术的还原，通过人物的命运走向，历史渐渐与现实叠合，成为撑扶现实的有力臂膀；二是历史与现实的续接，使我们在回望中，对历史有了清晰的认知。那些人物的谢幕，虽是一段历史的结束，但又预示着一段新的历史的开篇和启航。

小说的着力点放在江城缫丝厂。它所演绎出的故事，不是简单的人物命运的起起落落，一座城、一个厂、一群人，在书中留下了印痕。《蚕门》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中，所裁剪的只是一角。这一角看似狭小，却拓展出了一种认知上的宽度。江城是小说情节生发、延伸的背景，作者的聚焦点放在两个地方：江城缫丝厂和丝银堡。作为江城最大的工业企业的江城缫丝厂，它的蚕桑供给的源头在农村，这是发展中的依附关系。

小说中的江城缫丝厂和丝银堡，我们说它是两条线，不如说是作者预设的两个情境。这两个情境关系到整部小说故事情节的推进、人物性格的深化以及情感发展的合理性。同时，这两个情境又是广阔、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的一隅，因此它不但与人物命运、世俗烟火相牵绊，还与时代发展、社会变迁息息相关。

作者紧紧扣住这两个情境，合理地衍生出符合生活逻辑的情节和细节。江城缫丝厂是大环境中的大情境，如果我们说它是一条线，那这条线是粗壮的，也是有力的；丝银堡是大环境中的小情景，这条线虽显得纤弱，却始终贯穿如一。

两个情境中的两个主要人物——方文贺、杨宝根，虽隶属于两个不同的情境，但他们之间却有着难以割舍的物质和精神的交集。作为江城缫丝厂厂长的方文贺与作为丝银堡最大的养蚕户的杨宝根，在物质的层面，他们相互依赖：丝厂红火，则茧价稳定，蚕农就有盼头，生活就有希望。这样看来，以杨宝根为代表的养蚕户，与江城缫丝厂不只是简单的供求关系、买卖关系，缫丝厂的兴旺与否，还直接关系到每个蚕农的生活愿景。小说在对两个不同情境的描绘中，物质的层面，或者说利益的层面只是表象，而精神层面的揭示，才是作者真正要表现的主旨。

方文贺身上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他的性格有点中性，道德对他的束缚，使他在行为上、情感上都力求中规中矩。他像苦行僧一样自律，情感上虽偶有微澜，但很快被理智扼制。他无私、倔强、任劳任怨的品格，显然带有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方文贺既是一个创业者、奋斗者，也是一个末路的英雄。他见证了江城缫丝厂的兴盛和衰败，爱着也痛着。多少年来，他把以厂为荣、以厂为家当作行为准则，甚至成为一种自觉习惯。后来，他成为企业改制的支持者和推动者。

再说说杨宝根吧。他与方文贺的认识起于偶然，但这种偶然是寓于必然中的。就精神层面来讲，他们的认识是心性的吸引，这是道德、品格的一种相互认同。杨宝根不只代表了丝银堡的蚕农，也代表了整个江城的养蚕人。他的身上凝聚了传统农耕文明的精神血液：磊落中见品性，勤劳中显良知。而这些皆系于他心中不偏不倚的是非标准。正是基于此，他将挖到的一枚鎏金铜蚕无偿捐献给国家。他做这件事的时候毫无半点非分之想。他行为单纯，内心敞亮。得知儿子海军为了多卖几个钱，擅自把茧子卖到外县，杨宝根的第一反应是愤怒，继而是痛心。他数落儿子的那些话，是最平常的话，却情真意切。杨宝根恪守着心中的那个“道”，他怕自己玷污，也怕家人玷污，他用自己理解的人生哲学，去看世界、看社会、看人生，这种经验本身就浸淫着一个农民对生活持有的态度——纯净素朴、本真自然。

《蚕门》以江城为背景，富有历史感和时代感的故事和人物，让我们看到了那些绽放在现实土壤上的生命是如何以自身的韧性和顽强，去直面生活的艰辛和人生的压力的。小说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对人性的剖析，在充满烟火的世界里，善与恶其实无处不在，但善毕竟是主流，它的存在，才让世俗的生活平添了一份温馨与感动。《蚕门》将人性的意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善与恶的对决中，善渐渐凸显其光芒。

《蚕门》是一部相对纯净的工业题材的小说，以现实主义的笔调，较为深刻地反映了江城缫丝厂由新建投产到产销两旺再到资不抵债这样一个盛衰的全过程。小说精细地写出了缫丝厂在改革浪潮中的命运轨迹，刻画出了一群普通劳动者可贵的精神面貌。同时，作者将笔触由缫丝厂延伸到江城周边，特别是一个叫丝银堡的地方，通过蚕农兴桑养蚕的艰辛，道出企业的兴衰直接关乎农业、农村、农民的利益。《蚕门》写出了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在文本中最终得到了鲜活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