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

前几日，陕南老家的一个高中同学带着家人来西安，我们约着吃了饭。他的儿子今年5岁，有些淘气，席间一不留神从凳子上重重摔了下来。孩子额头迅速鼓起大包，泪眼婆娑地望向爸爸：“爸爸，头疼，头特别疼。”同学抱起孩子一边安慰一边查看情况：“没关系，揉揉就好了。”

这番简短的对话却给了我一些小小的冲击。老家紫阳地处川陕交界地带，地地道道的紫阳人都操着一口带有浓郁川渝口音的方言。除非必须，家庭日常也多说方言。可同学和儿子之间的日常对话，竟使用如此标准的普通话。这确实让我这个老乡感到意外，便询问平时在家是否也是如此？

同学说：“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说普通话，回到家也是如此。自然而然，我们一家三口也都说普通话了，在咱们那儿，不少家庭也是这样。”

我有点好奇，追问孩子还会说方言吗？同学笑道：“能听懂但不会说，有时候家里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不得不跟着讲普通话。”

听完同学的话，在感叹我国普通话普及如此成功之余，也莫名产生了一些“失落”。我心中有一种对方言会不会消失的担忧、怕方言走向没落的惶恐。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表现，承载着乡土情结的情感寄托。不同于普通话的广泛使用，方言更具地域性，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正所谓“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其中就反映出方言的魅力。

从更大视野去看，方言也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例如，我国一些非遗项目中，有不少项目需要以方言去传递和表达。其中，曲艺戏剧与方言的关系最为紧密。像苏州评弹、天津大鼓等，如果失去了方言的表达，这些传统曲艺就会丧失独特的韵味。我们常常说“中国地大物博，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进一步解释，可以说在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有丰富多样的地方文化，就如同千千万万条江河，最终百川入海，汇聚成灿烂的中华文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出的定义当中，特别指出“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

客观来看，“不会说方言的小孩”一方面与普通话教育的普及相关。另一方面，我国人口流动与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快，促进了不同地域间的人员交往，对方言的需求也不及对普通话的需求大。特别是在乡镇，方言的式微是一种无法忽视的客观存在。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护传承方言文化。”

这一规定无疑也释放了这样一个信号：在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普通话的同时，亟待保护传承方言文化。普通话推广与方言保护并不冲突，需要两手抓。

如今，方言进入了一些高校课堂，各类方言文艺作品也层出不穷。例如，电视剧《繁花》还推出了沪语版。随着新媒体的蓬勃发展，方言的受众群体变得更加庞大。从“嫽扎咧”到“巴适得板”，从“你瞅啥，瞅你咋地”到“猴赛雷”……天南海北的“方言梗”成为大众娱乐的常见素材。火爆网络的《我是云南的》《山东车牌之歌》等作品引来网民效仿，推动了方言的传播。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一次采访经历。三年前，我采访一位省金融单位派驻陕南某村的第一书记。他来的第一天就遭遇了语言冲击。小伙姓冯，当地群众却用方言将他称为“洪书记”。一开始他还认真地给人纠正错误，可时间一长，他觉得这也是语言的魅力，何不将错就错，不管是洪书记、冯书记，把工作做好就是好书记。被“叫错的姓氏”恰恰也是他融入地方的开始。于是，他积极学习当地方言，觉得这样能更好地与群众打成一片，有利于开展工作。

相较于“不会说方言的小孩”，可爱的“洪书记”倒成了方言“反向输出”的一个有趣案例。想到此，对于方言颓势的种种担忧不免多余。不信你看，当下，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互联网空间，流量密码里一定有方言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