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群

路遥离开我们31年了。我写过关于路遥的很多文章。今天说说生他养他的那块土地，那块土地上的人们。

我一直相信命运的存在，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命运中。上苍要塑造一个大人物，会让他尝尽苦难，给他很多阅历。如果经不起这些打击，就会倒毙在路上，上苍会物色新的人选。如果能承受住，把这些苦难当作精神的营养、乳汁，就会强大起来。

路遥没有被生活的困顿打倒，以坚强的毅力进行超负荷的文学创作，成了一个“天选之子”。

路遥身上有一种意识，永远不让自己平庸下去。一旦平庸，他又将回到祖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存状态。一个家族几代人，甚至几十代积攒的地气，终于生养出这么一个人物。写作对路遥是一种自我拯救，每发表一部作品，每一次获奖都使他逃离那悲惨的命运。

路遥去世前，我去探望。在路遥病室，我在处方笺上写下这么一段话：路遥兄，听赵熙说，你的病已经回头。你是一个坚强的人。记得你说过，你是不可战胜的！所有的朋友都为你祈祷。你一定能跨过这个门槛的。你的好朋友好兄弟高建群，1992年11月15日上午10点半。

路遥去世十周年的时候，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刘路在学校办了个追思会，并且请来路遥的女儿远远（现在叫路茗茗）。我代表省文联、省作协讲话。我对孩子说，路遥希望你长大踢足球，就是腿踢断了，连腿一块往球网里踢。孩子拉着我的手，有些羞涩地说：“我体质弱，没有选择踢足球。”

陕北地区的县志我基本都看过。那一年修《延安市志》的序言，是我草拟的。通读那些县志，我明白了一部陕北高原史，一半是饥饿史，一半是战争史，整个就是一部苦难史啊！路遥当年也有这种感受。

延川县志记载了同治年间一场民族冲突，其惨烈程度不亚于战争，一些县从地图上消失了。延安时期短暂恢复的固临县，就是后来的南泥湾。那里能垦荒种水稻，怎么会没有人口居住？可能就是同治年间那场民族冲突导致那块地面上的人口灭绝了，田地荒芜了，行政建制都被取消了。那场冲突从秀延河流域一直延伸到无定河流域，很多县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地至今还流传着很多传说。横山过去叫怀远，有一个叫张家畔的村子，据说那地面上的人都死了，有一户张姓人家的两个儿子，去盐池贩盐，躲过了一劫。回来后，在原址重建的张家畔，形成后来的张姓人家。张家畔就是今天的靖边县城。早年盐商去盐池、定边贩盐从青阳岔沟里进去走张家畔。陕北民歌唱的：“我从张家畔起身，刘家峁站，峁底里哈个我把亲亲哟看。”

延川县志记载，县城被攻破后，县太爷拔剑自刎，县太爷夫人跳井自杀。老百姓几乎被杀绝。后来，逃难、逃荒的人，邻省的流民慢慢填充这川道。1940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号召向这一带移民，可见在那个年代，延川地面还没有恢复往日的兴旺。清涧王家堡的王在朝，带上老婆，三个儿子王玉德、王玉宽和王玉富来到延川，准备给儿孙谋一份好家业。他们落户在延川的郭家沟。

王在朝是路遥的爷爷，王玉宽是路遥的生父，而王玉德就是路遥的养父。

出生在这凄凉的荒原上，路遥和所有陕北人一样，继承了祖辈基因里的紧迫感。他得顽强地活下去。

陕北人说的“饿”和关中人说的“饿”不是一个意思。关中人的饿是饥一顿饱一顿，陕北人说的饿，是在死亡线上挣扎啊！

陕北有一句古谚：猪娃头上还顶三升粗糠哩！一个人生下来就有活下去的权利。陕北人常说，一个生命的出生，上苍就一定给他的生命里配备了干粮，让他有活下去的依靠。

路遥那个颇有远见的爷爷，是路遥能够生存下来的保障。

回想路遥的长相，我总能联想到阿提拉大帝。匈奴人流落到欧洲以后，阿提拉大帝横扫欧亚。一位牧师给阿提拉看病，详细记载了他的容貌：身材矮小，胸膛宽阔，头大眼小，胡须稀疏呈灰色，鼻子扁平，体型不太匀称。这些都是匈奴人常见的体态特征。

路遥几乎是这个样子。他中等个子、圆盘脸、褐色皮肤，鼻子有点塌，眼睛小，常眯起来看东西，怕见光似的，勾着往前看。《草原帝国》一书描述阿提拉大帝，“站在多瑙河畔，眯着小眼睛，注视着欧罗巴大陆，随时准备把它馕入腹中。站在地上很普通，一旦跃上马背，与马结为一个战斗单位，立即变得凶恶不可阻挡。”路遥两只胳膊粗壮有力，十分强壮，下肢短一点，有点内罗圈。全脸胡，鼻孔和耳朵都是，尤其是耳朵，两天不剪，毛就长出来了。

路遥生父比路遥小一号。路遥有一米六八，他生父应该有一米六左右。一个蹦蹦跳跳的小老头，头上戴个白帽，风吹日晒经常洗，不怎么白了，肩膀上搭个烟袋锅。绥德、米脂、延川和清涧一带，这种小老头很多，都很聪明。

统万城被破前一年赫连勃勃去世，安葬得应当很风光。他的墓址现有多种说法，目前公认的墓址是延川县白浮图寺。路遥家族具有匈奴人基因是极有可能的。

路遥养父类似大部分陕北老农的形象。身高马大，有一米七往上，身材好，也端正，长脸颊，高鼻梁，全脸胡，头上扎着一个白羊肚子毛巾，肩膀上搭个旱烟袋。

路遥二弟比路遥高一点，有一米七二吧，不苟言笑。他到我这来过几次，头上常戴个帽子。原先他在西安一家工厂打工，后来路遥给联系到延安二道街当城管，穿一身制服，胡子刮得净净的，叫王卫军。

王天云是路遥三弟，个子小，在我办公室住过几次，也是个人物。我说：“白天我要上班，你去街上溜达，晚上我下班了，你来住。”我办公的地方在薄壳儿窑洞二层，一层和二层楼梯垒有砖花墙的楼檐。我编稿子久了走出去抽烟散神，看见老三站在二层的砖花墙前，双手叉腰，头发凌乱。我笑了，走上去说：“你小时候不好好念书，不好好写作文，你看你哥路遥，人家成了大作家了。”老三说了一句惊人的话：“俺是看不上他那营生。”

路遥还有个妹妹，嫁到延安。三年前，我去延安学习书院讲大课，延安领导领了个中年妇女过来，说：“她自称是路遥的妹妹，你给咱判断。”我说：“姑娘，你是在延川还是清涧长大的？”她说：“清涧。”“你大当生产队长的时候领着社员砍了国道旁的几十棵树，让公社给抓去了，这事你知道吗？”“这事我知道。我还给我大送过饭。后来我哥找人把我大捞出来了！”我笑着说：“是你哥找张弢去捞的。”这样，我给延安领导说：“千真万确，这是路遥妹妹。”

王天乐是老四，原来的名字叫猴蛮。王天乐这名字，是路遥给取的。后来，王天乐招工到铜川煤矿当了矿工。

老五叫九娃，路遥兄弟姐妹算一起，有九个，这是老小。我去榆林，他来找过我几次。我还给他写了一幅字，内容是“家园的最后守望者”。

路遥的生母是陕北随处可见的，很精明的女人，特别利索，把自己拾掇得干净利落。往手心“呸呸”吐两口唾沫，把头发一拢一抹，理得光溜溜的，家里上上下下都是她操持着。

路遥的清涧老家我去过几次。大约是2001年，我去榆林时路过路遥的清涧老家。从川道公路边，顺着斜坡上到窑院，院里有个碾子，下面是齐腰高的碾盘。碾盘上有个碾轱辘，靠院墙有几棵枣树、山桃树，靠南有三孔石窑。看见那三孔石窑我很感慨。《人生》拍电影，给了三万块钱版费，路遥让天乐把钱背回清涧老家王家堡，修了三孔石窑。我说，“路遥你这做得对，孝敬老人，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陕北人说，老子欠儿一个媳妇，儿欠老子一口棺材。你在他们活着的时候，能做这事，是实实在在的孝敬老人。”路遥却说，“不，这不是孝敬老人的问题，这是一种宣言。我把三孔接口石窑往那一箍，向世界宣告：父亲的儿子大了！”

大约十年前吧，我去参加路遥纪念馆开馆仪式。记得那天下着雪，我赶天黑到延安，吃了口饭，晚上十二点前又赶到清涧，住在县城。我第二天赴石咀驿镇王家堡村参加开馆仪式，发了言，中午在那里吃了顿饭。

陕北在近一百年，发生过两次外来人口冲击，陆续改变着陕北人的观念，改变了很多陕北人的命运。北京知青到延安插队就是其中的一次。

陕北人穿老棉袄大裆裤，头上扎个羊肚子毛巾，年纪大点的，腰里缠个腰带。后来，北京知青来了，把中国最前沿的时尚带来了。塑料底子布鞋最典型。知青把这叫懒人鞋，勾起跟儿穿，也能靸着像拖鞋一样穿。

北京知青在1969年来的，应该是坐火车从北京到西安，转坐卡车到延安。几十车几十车地往延安送，浩浩荡荡的。我当时在富县，也参加过欢迎知青的仪式。记得就在茶坊路口，天阴得特别重，雪不是很大，下着雪籽儿。西北风把雪籽儿刮到脸上，打得生疼。

知青刚来的装束都是一件棉猴，女的穿件花的，男的穿件蓝的，头上戴个雷锋帽。这些刚来的知青，似乎对农村有一种天真的好奇，跟着毛驴走在路上，冷得连蹦带跳的。

路遥比我大四岁，他们那一茬我有很多朋友找的都是北京知青。一个当地青年，一旦和知青结合，立即和外部世界有了比较牢固的联系，不然，你得缩到窑洞里，几乎跟祖祖辈辈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了。

我问过路遥，你为什么一定要找一个北京知青，你是不是一定要找到这样一根可靠的向上攀的绳索，以免自己坠入那原来平庸的世界呢？路遥回答说，不排除这种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