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云龙

在不久前的一次讲座上，作家和谷说，本质上，文学创作就是作者对自己世界观、审美观的倾诉。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德民借长篇小说《希望的田野》，完成了一次绵密、饱满、昂扬的倾诉，其倾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对改革开放前农村生产状态的观察和呈现，对老一辈农民与农村干部群体的描摹和礼赞，对农村生活的满怀乡愁意味的深切眷恋，以及对自强不息、蓬勃奋进的生命状态的呼唤，对质朴明朗、自然活泼的民间美学、地域美学的张扬。

《希望的田野》主体叙事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终结于柳庄实施包产到户的前夜。本书继承了曾在《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作品中大放异彩的农村生产生活题材，也继承了由它们所代表的陕派现实主义叙事传统。在《希望的田野》中，面对时代的发展和多年公社化、集体化生产带来的新的现实情况，作者借主人公的语言和行动展示了自己的观察和体会。书中的干部群众，先是在不同的生产情境中探索着“定额管理 按劳取酬”的生产分配方式，后来，在公社主持下开展了生产队以大化小、重新分队的改革，最后，又出现了尹守义老汉主导的“自个种、自个收、自个交公粮”的组内按劳分粮行动。到此，距离落实包产到户、解放农村生产力也就只差临门一脚了。

需要强调的是，小说对那个时代农村生产中的问题和每一步探索改革的观察和呈现，不是理论式、概括化的，而是基于几十年农村生产生活的切身体验，是真正的目之所见、耳之所闻。

小说以玉朋、玉海两兄弟为贯穿始终的主角，刻画了改革开放前渭北农村的农民群像。令人印象深刻的，除了务实担当、敢拼敢闯的玉朋、玉海两兄弟外，还有善良明理、相互扶助的兰香、桂香，与玉朋配合默契、勤于村中事务的来栓，想干事又保守懦弱的四队队长明旺，开放上进的农村青年玉香、文博，内敛果决的尹守义老汉，鲁莽粗暴、遇事爱“上头”的来全等人。

小说中还出现了一批公社干部形象，如热情开朗、认真负责的烤烟技术员培元，豪爽、不拘小节、能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公社女干部王清芳，盛气凌人、遇事喜欢上纲上线的公社男干部贠海生等。

这些人物如星星般镶嵌在小说绵密的“生活流”“细节流”式叙事中，每个人物的丰满程度、复杂程度都远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他们共同展现出那时农村生产生活中澎湃激荡、波澜壮阔的气象。塑造这些人物，作者的笔调始终是充满柔情，充满爱意的。即使是一些反面角色，作者的呈现也蕴含着理解和同情，投射出丝丝缕缕的悲悯和温情。因为这些人物形象的的确确是从作者自己满怀乡愁意味的农村生活中走到纸面上来的。

作者深切眷恋着农村生活。他熟悉他笔下村庄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他熟悉他笔下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他在细节的描摹方面追求写实，也做到了极端的写实，所以小说中的种种细节密集扎实、真实可感。

文学创作有时存在着一定的机缘，作者张德民正好有着几十年的农耕生活积淀，而他又正好对农村生活满怀眷恋，还是正好，他又在文学的海洋里徜徉多年，具备了写出这一切的文学素养。于是，我们从书中看到了烤烟从种子到育苗，再到出炉的全过程，看到了打谷场上从摊糜子到碾打晾晒，到等着风来，再到扬场的详细经过，看到了每次社员开会时的种种人与事的鲜活情态，看到了书中所记录的改革开放前渭北农村生产生活的真切细节和真实样貌。这些，都承载着作者深沉的文化乡愁和审美慰藉。

小说中，生产与生活难题的呈现与解决贯穿始终，生产制度的局限与发展生产的矛盾贯穿始终，人性中光辉一面与怠惰一面的撕扯贯穿始终。尤其重要的是，作者对自强不息、蓬勃奋进的精神的传达与强调贯穿始终。

这部作品在铺排架构方面本是有着另一重源远流长的美学形式的，那就是远溯《红楼梦》、近接《秦腔》的“生活流”“细节流”式叙事美学。然而，本书在语言方面的质朴明朗、自然活泼的民间美学和地域特色又表现得过于夺目，常常让人忽略了对于叙事的关注，而把注意力聚焦在作品语言上。

最先让人注意到的，就是作品语言的质朴扎实、落地有声。有时，它是简洁的，惯于使用白描，场面描摹精准传神；有时，它又是繁复的，浓墨重彩、工笔细描，将画面呈现得纤毫毕现。但无论是简洁还是繁复，它质朴明朗的气息没有变，并且还始终伴随着浓郁的民间个性和地域特色。从语言学的角度说，并不是人说着或者操控着特定的语言，更常见的情况是特定模式、特定状态的语言持续塑造着人和人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从这个角度来看，作者的行文语言显然是和作者的农村生活相互塑造、相互支撑的，两者共同构筑起这部小说的“四梁八柱”，为作品提供了最本源的基础营养后，又为作品锦上添花。

此外，我将自己关注到的作品中富有民间个性和地域特色的表述不完全罗列。比如“看云里没雨了”“说个张道李胡子”“胡萝卜蘸辣子吃出没看出”，比如“蚂蚁叼爪子嘴上劲”“遇事忙不得，烧焦的饭尝不得”，再比如“手不往碨子底下擩，手永远是干净的”“鸟落到胡须上还谦虚起来了”。这些方言俚语式的表述在作品中比比皆是，它们共同为作品赋予了只有真正俯身大地才能体会到的那种自然活泼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