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吕扬

花白的头发、消瘦的面容，有些憔悴，这是记者见到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张新科教授的第一印象。原来，2019年和2020年，张新科先生因重病做了两次大手术。

四年来，张新科养病之余，笔耕不辍，出版了《〈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史记研读》等著作，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外〈史记〉文学研究资料整理与研究》，将当代“史记学”研究不断推向新高度。

2023年，64岁的张新科被省委教育工委确定为全省教育系统先进典型。三尺讲台几十年，张新科深入挖掘古代文学经典中的育人元素，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的高尚品格，先后教过数以千计的本科生，培养了文学博士30余名、硕士百余名。他的著作《史记学概论》开创性地建立了“史记学”框架结构，被学术界誉为当代“史记学”的开山之作。

■  和《史记》结缘

“中国学者必须站在《史记》研究第一线。”司马迁研究会成立后，经过近20年的努力，一部560余万字的巨著——《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正式出版。

提起司马迁和《史记》，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提起张新科，在《史记》研究界几乎无人不知。

《史记》，上起轩辕，下至汉武，承载了中华文化绵延至今的精神内核，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张新科与《史记》的结缘从上大学时就开始了。1979年，张新科考入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学习中，他感叹于太史公逆境之中不屈的进取精神和高尚品格，决定将《史记》研究作为自己终生的学术目标，自此，开始了数年如一日的刻苦钻研。

1986年，张新科以优异的成绩研究生毕业并留校任教。不久，他就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出版了学术生涯的第一部专著《史记研究史略》。专家评价说，这是“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的一部力作”“填补了‘史记学’的一项学术空白”。张新科成为当时全国《史记》学界最年轻的学者。

20世纪80年代，学界有这样一个说法：“《史记》是中国的，但‘史记学’在日本。”原因是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在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史记会注考证》，走在了国际学界前列。

“陕西是司马迁的故乡。当时，陕西的一批学者策划成立司马迁研究会，要给中国争一口气。”从研究生时起，张新科就跟着老师为成立司马迁研究会多方奔走。1992年6月，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成立。作为研究会中最具学术潜力的学者，张新科经历了研究会筹备、建立与发展壮大的整个过程。

“中国学者必须站在《史记》研究第一线。”司马迁研究会成立后，经过近20年的努力，一部560余万字的巨著——《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正式出版，成为《史记》研究史上继宋代《史记》“三家注”、日本《史记会注考证》之后的又一个里程碑，开创了《史记》研究的新时代。

张新科带领的学术团队，在《史记》研究领域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他发表的《史记与中华民族精神塑造》一文，展示了《史记》对中华民族精神形成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当代价值；他主编的《史记中的治国理政智慧》一书，深入挖掘了《史记》对当代社会治理的借鉴作用；他的《〈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及中华学术外译重点项目；《〈史记〉与中国文学》等书被翻译成英文、俄文等多种语言在海外传播，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和桥梁。

2019年以来，张新科身患重病，在与病魔作斗争的同时，他与时间赛跑，但凡有一点儿精力，就要规划和推进《史记》研究课题。他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及其意义》就是在病中结项的。

“生病是我个人的事，大家不要因为我的个人情况耽误项目整体进度。”团队成员劝他注意休养时，张新科总是这样说。

“张先生将自己的一生与《史记》紧密绑定，与先贤共践‘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学术追求，将当代‘史记学’的研究推向了新高度。”青年教师赵潮说。

如今，《史记》的研究中心回归到了中国。张新科成为我国首屈一指的《史记》研究专家，是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会长。

■  甘为人梯的大先生

课比天大，是同学们对张新科最深的印象。“基础要牢，眼界要广，思路要活。”这十二个字是张新科的学术准则，也是学生们听得最多的话。

“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老师已身患重病，很纳闷老师为何突然如此消瘦。四年间，老师从未耽误过一次课程，尽管2019级博士生只有我一个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曹阳是张新科的第32个博士研究生。

近几年，因为积劳成疾，张新科体重下降了足足15公斤，不得不停下了教授本科生的课程，将主要精力放在培养硕士和博士生上。只要身体允许，他一定会给学生上课或者修改论文，确保每一位学生学有所成。

曹阳还记得张老师和自己的第一次谈话。老师通过对攻读博士学位的“攻读”二字的解释，告诉她学术研究的艰辛，要求她珍惜时间、勤奋刻苦。

“记得我和老师商量以秦史叙事为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时，老师很满意我立足地域文化的选题，高兴地与我分享了他之前的研究基础与设想。老师还特意从家中整理出近30本相关资料，那沉甸甸的袋子，我几乎拎不动。”曹阳说。

张新科虽然在《史记》研究领域具有极高的学术成就，但并不希望学生将研究目光局限于此。只要是有新意、有价值的选题，他都鼓励学生大胆探索。正是这种宽厚包容的师风，使他门下弟子的研究除了“史记学”之外，更广涉诗歌、辞赋、小说等领域，并与历史、哲学甚至生态学等学科相结合，形成了多领域、跨学科的研究态势。

张晨从陕西师范大学毕业已经20年，依然记得自己大二时的一件事。当时，张晨写了一篇探讨司马迁悲剧意识的论文，有些不安地交给了张新科老师。没想到张老师大加鼓励，多次提出修改建议，并将他的论文推荐给学术期刊。

“这么多年过去，那一幕清晰如昨天。那天，在教学楼前，张老师一手推着自行车，一手挥着那本发表了我论文的期刊，叫住了我，兴奋地拍着我的肩膀。那情景比他自己发表论文还高兴。”张晨回忆着。

课比天大，是同学们对张新科最深的印象。2014级研究生袁方愚记得，一天早晨，他在教学楼前看到了拉着行李箱、行色匆匆的张新科老师。老师笑着说：“我刚出差回来，急着给你们上课，顾不上回家放行李了。”

教学是良心活，但也是试金石。老师下没下功夫，有没有真才实学，学生心中有杆秤。

“基础要牢，眼界要广，思路要活”，是张新科的学术准则，也是学生们听得最多的话。“做学问就像盖房子，基础一定要打好。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张新科常用这样的比喻告诉学生打基础有多么重要。

如何打基础，张新科教导大家：“要去读原典，读第一手资料。这是一个笨办法，也是一个苦功夫，但却是必须做的功课，要有恒心坐冷板凳。没有踏实认真的态度，是做不成学问的。”

张新科的研究生都记得他的绝活——制作资料卡片。他的资料卡片摞起来差不多有一人高。尽管时代发展了，但研究生们从老师那里懂得，搜集资料不能一味地依赖电脑，还是要精读原典。下得了这种苦功夫，才能达到研究的深度。

■  做人做事做学问

他以“六心”要求自己，也以“六心”鞭策学生，希望每一位学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上，成长为根深叶茂的大树，以斑斑树影，去护佑那些幼苗茁壮成长。

“我在这里学习、生活、工作已经44年，从教37年，其中，担任文学院副院长和院长18个年头。这里是我人生成长的地方，是我教师生涯开始的地方，也是成就我事业的地方。我一生与师大结缘，并且有浓浓的情感。”张新科深情地回忆着。

2023年3月，陕西师范大学发出《在全校开展向张新科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号召大家学习他心怀大我、潜心治学的爱国报国情怀；学习他情系学生、甘为人梯的敬业奉献精神；学习他追求卓越、顽强拼搏的创新进取品格，努力做“经师”“人师”相统一的好老师，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学校给予的荣誉，让张新科感到“惶恐”。他说都是一批批前辈学者给自己树立了榜样和标杆，让自己在三尺讲台上，坚守着立德树人的初心。

“我深深地热爱教师职业和自己的专业。陕西师范大学在79年的历史发展中，产生了一大批蜚声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和教育管理工作者，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道理，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张新科说，立德树人是学校的根本任务，也是教师的职责所在。

坚守初心，永不止步，是张新科坚守的为师理念。“在中国文化和中国教育中，德是放在首位的。”张新科时常这么说，“先秦时期的历史经典《左传》中就提出‘三不朽’的观念，‘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德是第一位的。这‘三不朽’的观念，对中华民族的价值观、人生观产生了重要影响。”

张新科感慨地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管子》提出的这个观点，可见育人是多么艰难，多么不容易！”

从教37年，张新科始终恪守“站稳讲台，教学第一，学生无小事”的从教信条，用他的话说就是要“树顶天之信念，做立地之实事”。

“如果把古代‘三不朽’思想借用到教育方面，‘立德’就是如何做人，‘立功’就是如何做事，‘立言’就是如何做学问。”张新科说。

教师要成为大先生，要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成为“经师”与“人师”的统一者。“大先生，就是要有大胸怀、大格局、大境界、大学问、大担当。”张新科说。

张新科常常以“六心”为标准，教导学生做一个好老师。“六心”即初心、恒心、责任心、上进心、关爱心与反思心。他以“六心”要求自己，也以“六心”鞭策学生，希望每一位学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上，成长为根深叶茂的大树，以斑斑树影，去护佑那些幼苗茁壮成长；以师者之心，去唤醒另一颗心；用崇高的师德，去诠释教师这个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