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炜林

陕西历史博物馆2008年推出的“陕西古代文明”展览，比较系统地展现了陕西古代文明演进的轨迹，彰显了陕西古代文明在中国和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于2009年荣获“第八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近年来，随着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陕西考古事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许多考古新发现不断涌现。这些重要发现，为进一步展现陕西历史文化和丰富博物馆陈列提供了新的支撑。后来，陕西历史博物馆对原有的“陕西古代文明”展览进行了提升改造。

增加相关重大考古新发现是新陈列的一个重要特色。

近年来，陕西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成绩斐然，杨官寨和石峁遗址的考古发现是这一阶段的代表。

位于西安北部泾渭两大河流交汇地带附近的高陵杨官寨遗址，自2004年发现以来，两次荣获“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杨官寨的主要文化遗存是距今约5500年的庙底沟文化。庙底沟文化以彩陶为核心的“文化共识”影响范围东到大海，西及甘青，北至内蒙古中南部，南抵长江，奠定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的基本格局，而杨官寨正是这一时期最显赫的中心聚落。杨官寨遗址的考古，不仅使困扰考古界几十年的庙底沟文化聚落与墓地两大学术问题有了突破性线索，同时也将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作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的历史提前到了公元前3500多年。

2011年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踏着前人的足迹，在国家文物局重点项目“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文化、生业与环境研究”的带动下，重新开始了对神木高家堡镇石峁遗址的考古工作。城内雄伟的宫殿式与祭祀性建筑基址，随葬玉器与殉人的高等级墓葬和一些特殊的器物等都显示，石峁是一座拥有强大组织能力和严密社会分工的都邑性聚落，是以陕北北部、内蒙古中南部为中心的中国北方地区的核心，它所代表的社会崇尚神权且已迈过了初级文明的门槛。

两周时期的考古以荣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周公庙遗址、周原遗址、石鼓山墓地和梁带村墓地等最引人注目。

周公庙考古是“十一五”期间国家开展的大遗址考古的典范。2013年，在宝鸡石鼓山商周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包括90多件精美绝伦的青铜礼器在内的各种文物230多件（组）。第一次在宝鸡地区发现了与青铜礼器共存的被认为是姜姓戎人代表器物的高领袋足，对研究姜姓戎人与姬姓周人的文化交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周原遗址是陕西考古工作的重镇。2014年重新开始的周原考古工作没有例外地重复了这个惊喜。在著名的凤雏基址南部，发现了面积达2600多平方米、目前所知西周最大的单体院落基址。在院落中部还首次发现了西周的社祭遗存。遗存主体为一巨型社主石，埋入地下的部分达1.68米。同区域另一重要收获是发现了罕见的青铜轮牙马车，这辆由4匹马牵引的两轮马车轮间距达1.82米，在木质的车厢、车轮等主要构件上装饰有华丽的青铜饰件，后侧板所饰的青铜兽面狰狞威武，兽耳上还坠饰玉耳坠。这是迄今所见商周时期最为“豪华”的车辆。

韩城梁带村两周墓地的考古，弥补了陕西东部地区周代考古的空白。梁带村墓地勘探确认的周代墓葬达1300余座，发掘了包括芮国国君及其夫人在内的50余座不同等级的墓葬，出土青铜器、金器、玉器等各类文物万余件（组），为周代历史特别是芮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秦汉考古方面，增加了雍城及其附近的新发现和秦“九都八迁”之栎阳城遗址的相关资料。此遗址由坛、场、祭祀坑等各类遗迹组成，相关情况与古文献记载吻合。它的发现对秦汉礼制乃至中国古代礼制等方面的研究具有极高的价值。2016年，在栎阳城遗址内首次发现了栎阳陶文，从而印证了秦都栎阳的位置。

汉代考古最具影响力的无疑是国家大遗址考古项目——汉代帝陵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2006年以来，在国家文物局的领导和支持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先后对11座汉代帝陵及陵区有争议的大型墓葬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基本掌握了相关帝陵的范围、布局及结构，为西汉帝陵制度的研究以及政府对其实施的规划、保护和利用奠定了基础。

唐代帝陵的考古也是国家文物局“十一五”启动的大遗址考古项目。考古人员完成了对18座帝陵和2座祖陵（咸宁陵、永康陵）及武则天母亲杨氏顺陵的考古勘探调查工作，掌握了相关陵园的结构和布局，为唐代帝陵的研究、保护和利用提供了依据。

“陕西古代文明”展览中，唐代展陈部分还新增了武则天的侄孙女、唐玄宗最宠爱的妃子贞顺皇后之石棺椁的精美线刻画，韩休墓的壁画及大唐故昭容上官氏铭等内容。

本次基本陈列提升改造的重点是增加新的考古发现，基本大纲依然延续过去比较成熟的“陕西古代文明”展览，仍以陕西古代文明的产生、演进为主线，由史前、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七部分组成。

为了增进观众对“陕西古代文明”展览的理解，陕西历史博物馆还特意组织参加过本次展览提升改造工程的陕西历史博物馆部分研究人员，对展览进行深度解读，形成《陕西古代文明》一书。希望这本书能对广大观众了解陕西古代文化和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