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李芳

列夫·托尔斯泰说：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少年儿童想要获得知识，就需要书籍和阅读。现在，在阅读得到极大便利的同时，少年儿童也面临良莠不齐的阅读隐忧，这一情势使得选择性出版有质感、具担当的图书，变得尤为重要。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花费19年时光主持编写的，是一部展现从战国至五代期间1362年历史的编年体史书。书里有曲折起伏的朝代更迭，帝王将相治理国家的方法策略，杰出人物的为人处事之道，等等。从古至今，许多名人志士都把它当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必读书目。作家杨遆峰历经一年多时间，从《资治通鉴》中精心挑选150个经典历史故事编辑成册，按照历史故事发生的时间，最终分为战国时期、秦朝西汉、东汉王朝、三国鼎立、西晋东晋、南朝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十国等八册，编著了《给孩子的〈资治通鉴〉》。本书解读了412个历史人物，讲述了184个成语故事，设计了150个历史小游戏，绘制了150条思维导图，分享了191条文史小常识，还有150条“历史中的大语文”。

儿童文学创作是一项颇有使命感的事业，需要复合型人才。我省的儿童文学创作空间与话语空间相对狭窄。杨遆峰在儿童文学创作这一领域深耕多年，坚持创作儿童文学，更多源自一份使命感与对孩子的关爱。《给孩子的〈资治通鉴〉》体现了一名优秀作家对于祖国儿童成长的生命关怀。杨遆峰曾说：“是老师和孩子们的言语与笑容激起了我的创作热情。”这是一位儿童文学创作者应有的文化担当，一种对儿童成长正向引导的生命关怀。正是因为他从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角度作出的对儿童文学内涵及其外延的全方位体察，才促成了《给孩子的〈资治通鉴〉》等系列儿童文学书籍的创作与出版。

从中国史学发展的长时段视角来看，中国史学一直存在一个现象：一方面，史学是精英阶层的事物，与普通人距离较远；另一方面，人们希望史学能融入生活。通俗史学的出现满足了大众的部分文化需求，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和意义，儿童历史故事的出现更是意义非凡。儿童是正在成长中的特殊受众，一方面，他们对图书拥有相对独立的阅读接受权利；另一方面，他们又处于身心发展的特殊时期，尚未形成健全的价值判断能力。因此，儿童的阅读接受行为显得相对盲目，成人导师的阅读引导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杨遆峰编著的《给孩子的〈资治通鉴〉》彰显了一名历史学研究者对于史学通俗化以及对儿童文学以善为美的美学思想的践行，通过运用通俗易懂的日常生活话语叙述，传播富有趣味的历史故事，以期孩子们可以轻松接受、理解并形成正确的史学观、价值观。

别林斯基认为，儿童读物的宗旨应当说不单是让儿童有事可做和防止儿童沾染上某种恶习或不良倾向，更重要的是，发扬大自然赋予他们的人类精神的各种因素——发扬他们的博爱感和对无尽事物的感觉。“为着孩子们的健康发展，我们创作的儿童文学必须小心地保护儿童的本性之美、本善之美的审美价值取向。”杨遆峰说。

以儿童为本位的创作视角，要求儿童历史故事不完全承载创作者的私人化情感表达，要具有儿童情趣、儿童审美。杨遆峰的《给孩子的〈资治通鉴〉》封面设计富有童趣，语言风趣，故事引人入胜。书中设计的“历史性小游戏”，通过猜谜语或文字闯关，增加孩子们的阅读兴趣，是一套童趣盎然，知识性、教育性及艺术性俱佳的图书。

古人曾用素丝来展现儿童的可塑性：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儿童由于年龄特征，易受外界影响，因此儿童文学的教育性不可或缺。在阅读中，适当体会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自我与他人等关系是很有必要的。《给孩子的〈资治通鉴〉》图文并茂，从儿童的思维方式、阅读习惯等方面着眼，采用了一些集知识性、教育性及艺术性于一体的方法，比如“文史小常识”“解读人物”“延伸思考”等环节的设计，是爱意盈盈、浸润童心之作。

《给孩子的〈资治通鉴〉》贯彻践行了国家提倡的大语文观及富有思辨性的新时代历史观。

张孝纯提出的“大语文教育”，即大语文教育观，其指导思想是四句话：联系社会生活，着眼整体教育，坚持完整结构，重视训练效率。《给孩子的〈资治通鉴〉》中设计了“历史中的大语文”板块，用足够的历史知识储备打破以往封闭式的格局，使语文课同社会生活联系起来；“延伸思考”板块紧扣考点精心命题，通过思索问题，让孩子们学会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增强明辨是非和分析思考问题的能力，旨在培养孩子鉴古观今的思维意识。

历史过往扑朔迷离。历史故事为儿童描绘出一个奇瑰和精彩纷呈的新世界。《给孩子的〈资治通鉴〉》通过儿童喜闻乐见的形式加工历史故事，讲述古代人物与社会、民俗与生活、文化与战争，让儿童在接受历史教育和人格熏陶的同时，领略我国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千年历史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