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智

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并列为四书，是南宋朱熹时之事。朱熹在漳州刊刻《四书》并为之作注，四书之名方为之确立。不过，四书的雏形在张载之时已见端倪。《宋史·张载传》记载，张载之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指出《论语》《孟子》《中庸》三者在张载思想中有重要地位。这里虽然没有提到《大学》，但若仔细读张载著作，就会发现他多处引用《大学》文句以述其说，如“《大学》当先知天德，知天德则知圣人，知鬼神”。可见张载是非常重视包括《大学》在内的四书的。

因此，龚杰在他所著的《张载评传》中将张载之学的特点概括为四书学。自《四书集注》之后，明清时的关学学人更关注《四书》。明三原学派学人王恕、马理、杨爵等人都非常重视《四书》。关陇之学的代表薛敬之、吕柟都关注《四书》，清初关学大儒李二曲所著《四书反身录》，其影响更为深远。这说明关学学人有着四书学的深厚学养和悠久传统，也表明四书对于关学学人构建其学术思想体系发生过重要作用。

大半个世纪以来，在近代学术视野下所进行的关学研究中，除龚杰外，少有人对关学学人四书学关注。李敬峰新作《关学四书学研究》则填补了这一缺憾。该书不仅首次把研究的目光聚焦到关学四书学研究，且系统、整体地勾勒出关学四书学史的学术面貌、演进历程和思想逻辑，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关学与四书学相结合的研究著作。

《关学四书学研究》依循关学的四书学发展进程谋篇布局，将关学自北宋张载始，经金元，历明清，至清末民初转型的演进历程完整勾勒出来，具有鲜明的体系化特征，构筑了一部完整的关学四书学史。

《关学四书学研究》力图精确表述关学学者诠释《四书》的学术方法、主旨、特征和话语系统，尽可能揭示出四书学所展现的“关学特色”。作者在分析个案时，极为注重关学学人四书学的学术旨趣和学术特色，并将其放在关学与四书学的双重学术架构和思想脉络下进行比较研究。作者尽可能地用中国哲学的话语系统和思维特征来彰显中国哲学固有的思想特点和体系特色。如作者在分析关学学人的《大学》研究时，就紧紧抓住“格物”“诚意”“明明德”这些四书学当中特有的学术话语加以论述。

要而言之，《关学四书学研究》完善了四书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增补四书学传衍的学术谱系，加深了对关学思想体系建构的文本依据的认识和理解。同时，该著作透视关学的演进历程和学术脉络，言之切理、证之明晰，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