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国宁

天下九州，长安在雍，居之央。那么，起源于汉代的丝绸之路，是如何从长安城出发，继而一路往西，过黄河，穿沙漠，去到遥远的西域诸地的呢？时光已然深邃而久远，要想弄清楚这些湮没于历史长河中的岁月积淀与记忆，自然是需要耗费心力，才能拨开重重迷雾，还原那些早已逝去的历史场景。

朱鸿在《长安：丝绸之路的起点》一书中，为我们讲述了那些曾经的开拓者们是如何带领着奔赴西域的使者们，完成真正意义上的中原与西域之间的交流往来的。

丝绸之路将中原与西域的边贸彻底打通，进而让中华之物流通四海，外邦之物也得以进入中华。丝绸之路起于西汉时期，其时，汉武帝刘彻还是个懵懵懂懂的青少年，却已经登上了大汉王朝最高统治者的宝座。刚登上宝座的他，便开始筹划着征讨匈奴，打通西域商贸线路。

征讨匈奴，乃是为了雪前耻，而出使西域大月氏等国，则是为了发展对外关系。丝绸之路的诞生，就这样在一个少年的心里开始孕育了。

出使西域的人选，既是大汉天子的代表，又是大汉王朝的象征。筛选起来，当然是慎之又慎。就在刘彻为这个出使的人选倍感焦虑时，张骞走向了台前。他欣然接过汉武大帝刘彻递过来的旌节，带领着一队人马，踏上了遥远的旅程。

然而，彼时西域诸国野心勃勃，时刻准备与大汉王朝对峙。就连豪情万丈、自信满满的张骞，也不得不面临一去难返的尴尬局面。西域距长安有万里之遥，天高地远。匈奴人知道有大汉，也知道这些前来试图建立外贸渠道的外交使团承担着重要的使命，但还是以入赘为婿的方式将张骞留了下来，俨然一副想要将张骞改造成匈奴人的架势。

这注定是一场耐力赛和持久战。身在匈奴的张骞着急抽身出来，以便自己能够去到大月氏等国，完成使命后回朝复命。

没有人知道张骞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困苦，历史典籍里的文字，只能对他经历的某个事件进行粗浅的陈述，始终无法真实地还原他所经历的一切困难。影视作品里的那些画面，更多的时候是编剧和导演依据史料记载而凭空杜撰出来的。其中心酸，或许只有当局者张骞知道。

张骞之后是班超，班超之后是其子班勇，绵绵不绝。这展现出大汉王朝的主政者在矢志打通西域商贸通道这件事情上的毅力和决心，也展现出使者们肩负起国家赋予的重担时的担当与勇气。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到了大唐王朝以后，西域胡人早已经将长安作为第二故乡，久居长安而忘却归乡之念。一时之间，万邦来朝，好不热闹。粟特人、安息人、大秦人皆被长安的风华所沉醉，一副不忍离去的样子。然而，盛世的繁华背后，依然免不了有边界的摩擦发生。如此，才会有李靖攻破突厥、侯君集灭高昌、王晙战胜吐蕃这些声势浩大、气壮山河的边关战争。可以说，贸易与征战，是彼时天下人生活的常态。

将大唐物产推向遥远西域的丝绸之路，不仅带动了多方的经济发展，还使得西域各国的文化与物产，能够借由这条道路一步一步传入中原，并落地生根。

到后来，佛教兴起，便有了玄奘西行寻求佛法。长安的开放包容，长安的物产之盛，在当时已经发展到举世皆闻的程度。凡知悉长安盛景的番邦臣民，莫不以抵达长安为毕生荣耀之事，甚至连那些擅长写诗作赋的诗人们，为了一首好的诗作，也要到了长安之后再动笔。

因为开放包容的长安城蕴含着无限可能，这些可能性，可以让每个人有足够的曝光度。或可以将其理解为大唐王朝的“自媒体时代”，只不过这种媒体传播的介质并非网络，而是长安城上至达官贵人，下到黎民百姓的口口相传。

唐朝消亡之前，中原王朝基本上都是以长安为中心，由此通达四方，传达政令的。大唐王朝的鼎盛时期，与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大大小小有将近300个。那些远在如今的太平洋西岸、地中海周边、南亚、中亚、西亚等地的国家，都是依靠丝绸之路的纽带，才与大唐王朝联系在一起，继而发展成为互利共赢的贸易关系，让长安城不仅成为大唐王朝之都城，更当之无愧地成为天下之都。

这一切的荣耀与光环，无不得益于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们。想起在去年还是前年，我看过讲述张骞出使西域的一部电影，名字叫《凿空者》。它逐一呈现了这位担当凿空之旅的外交官，在那个久远的年代，是如何利用大汉王朝的威仪与自己的诚意，以三寸不烂之舌，打动大月氏等西域国家，让他们放下防备，互通商贸，建立起与中原王朝的外交关系的。

朱鸿教授的《长安：丝绸之路的起点》一书，借助历史资料，对这些湮没于历史深处的经贸往来进行了全面总结。该书用《丝绸之路的秘密》《长安城与丝绸之路》《在长安总会找到信仰》《长安的幻觉》4个篇章，为我们叙述了长安城与丝绸之路的历史交集与重叠，让读者在剖析历史、品味历史的同时，有一种置身其间的感受。

当下，这条自长安始发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在穿过1000多年的历史烟尘之后，再一次显露出了它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