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霞

2018年暑假的一个晚上，朋友约我和他参与一套精准扶贫丛书的撰写，体裁是报告文学。我欣然应允。

书中涉及的人和事、新中国的扶贫历史、陕北的历史文化、梁家河的历史文化变迁……我们将资料分门别类整理好，每个章节的小标题也拟好了，下一步就是走村串户，与贫困户和当地基层干部面对面交流，获得第一手资料后，完成全书的撰写。但2018年11月底，我意外摔伤，采访的事只好搁置。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决定更改选题，改写照金。

去照金采访那天，是2019年2月14日。2015年的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到照金探望老区乡亲们，他希望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干部团结一心，把乡亲们的事情办好。采访那天中午，雪越来越大，高速公路封了，但通往照金的旅游专线没有封。沿途，我们欣赏到雾凇奇景，格外惊喜。路上几乎没有车，我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驶出山口，白雪覆盖的照金红色小镇映入眼帘，这梦幻般的小镇仿佛充满了北欧的异域风情，哪里是人们想象中的贫困村。

写一个村的精准扶贫，是以一斑而窥全豹，通过一个村辐射一个镇、一个县，甚至全国，还要将这个村放在世界范围内，放在人类摆脱贫困的大格局中去考察，寻找它摆脱贫困的内外动因与示范意义。这些都是我长期思考的问题。多年来，我一直关注乡土叙事、底层叙事、打工文学等文学现象和思潮。

我从小生活在铜川矿区，大学毕业后在铜川工作了两年多。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我太熟悉了。照金是革命老区，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对我来说，这次写作是神圣的，我要把这本书献给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

这套丛书，按照出版社的要求是写成报告文学形式。在写作中，我借鉴了史志、民族志和非虚构的理念、写作手法。《多彩照金》重点是写照金村精准扶贫的故事，我想写成照金的村志和断代史。我们过去的许多报告文学剪裁得太干净，主题太鲜明；非虚构作品注重表达现实生活的复杂性、深刻性和丰厚性，旨在挖掘、发现、表现真实，“逼近”真相。从毛糙的、鲜活的生活感受中抓取最具有典型性的事件、最有个性的人物及最耀眼的细节，来反映照金的历史变迁，呈现照金精准扶贫的真实，是我的企图和努力。在村里，我们认真倾听每一个贫困户的讲述，感受他们的艰辛，分享他们致富后的喜悦；跟着扶贫干部走家串户，看他们如何做基层工作；呼吸照金的空气，感受生态环境改善后，鸽子羽毛的洁白、树木的葱绿、街道的整洁、人们的笑语，真心地为他们欢喜，诚心地为精准扶贫的好政策喝彩。

我想写出这个时代的真实，写出照金人心灵的真实。丛书要求统一采用第三人称叙述，写作过程中，很多次我产生了站出来说话的强烈愿望。在村委会办公室，见到鲁雪艳，第一眼我就觉得这个女孩是有故事的。在村主任梁万营家，他跟我谈到他关于如何防止贫困户脱贫后返贫的思考。当我问刘小平：“日子好过了，不想要个二胎吗？”他温和地笑笑：“一个孩子挺好。”笑容后，还有很多的无奈、辛酸与故事。我没有追问他，也没有问村上的任何一个人，有些故事是个人的，就留给个人吧。尊重人，有时比发现真相更重要。

村支书南民政是我们离开照金前一天才见到的，地点是病房。春节收假后，他在村委会的台阶上摔伤了。南书记俨然是照金村的百科全书，他有太多的故事，同时他也是书中贯穿始终的人物，他的故事有他个人的讲述，更多是村民和各级干部的讲述，我把每个人口中的南书记“集中”成书中的“南书记”。

书中有一个贫困户鲁麦莲，我见到她时，她已经成为脱贫致富的典型，住在窗明几净的单元房里，脸上洋溢着成功女性的自信与微笑。你很难将面前的人和那个饱经生活磨难的不幸女人联系在一起。鲁麦莲，让我深刻领会了精准扶贫的实质与价值。生在贫困家庭，用尽全力地生活，灾难和明天哪一个先到，她无法决定，更无法改变。她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她勤劳，她自强，她一次次遭遇生活的不幸，她一生中得到过社会和无数人的帮助和援手，可她依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直到成为精准扶贫对象，她终于找到并抓住适合自己的机会，在政策关照下，在扶贫干部扶助下，实现了脱贫致富。脱贫是鲁麦莲赶上了好政策、好时代，但成为致富典型，鲁麦莲的主观努力也很关键。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党和国家是人民的靠山，国家富强必须依靠个体的合力，共同富裕才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精准扶贫政策，起到了“扶上马送一程”的作用。实现全面小康之后，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防止边缘户掉队，防止脱贫户返贫，将是党和国家的重要任务。

鲁迅说他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我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如沙粒，似尘埃。村，是中国农村最小的行政单位，是社会最小的细胞，深度贫困村的贫困户和基层干部是最需要也最值得我们关注和书写的人。

消除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长期任务，是每一个有良知的社会公民的神圣使命。贫困，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贫困，让人难以有尊严地活着。1985年，尚未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我父亲就收到了一份口头“抚养”协议书。有人找到父亲，想要资助我上大学，但要签一份书面协议，保证我大学毕业后跟他儿子结婚。父亲断然拒绝了，因为这关乎尊严。那两年，是我们这个工薪家庭最困难的时期。我们家是“因病致贫”，起因是一场突发的意外灾难。

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一个普通家庭，无论在城镇还是乡村，“堕入”困境只需一根看不见的“稻草”，而摆脱贫困却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有些家庭甚至会“一蹶不振”，或者出现代际贫困循环。因此，采访时，我绝不问触及被采访人尊严的问题；写作时，我一直在思考如何防止脱贫户返贫、如何防止边缘户掉队的问题。彻底消除贫困，让每一个生活在阳光下的人都有尊严地活着。这或许是我关注底层人群现实生存状态的深层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