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巍

西安碑林博物馆里陈列着明代万历初年出土于陕西合阳的碑刻《曹全碑》。这是碑林博物馆馆藏的国宝级碑石之一。

据有关资料记载，《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立于东汉中平二年，是为颂扬郃阳（今陕西合阳）县令曹全的德政，即我们现在说的政绩而立。碑高253厘米，横宽123厘米，全碑共1165字。《曹全碑》的碑文以秀美流畅的隶书著称。近日，细读碑文，更发现其记载的曹全的生平事迹尤令后人钦佩和叹服。

据《曹全碑》记载，曹全“字景完，敦煌效谷人也”。曹全高祖父曹敏，举孝廉，曾任武威长史、张掖居延都尉等；曾祖父曹述，举孝廉，历任谒者、金城长史、蜀郡西部都尉等职；祖父曹凤，举孝廉，官至北地太守；父亲曹琫，早年名扬州郡，可惜英年早逝，未能施展才华。

曹全幼年聪慧好学，博览群书，天性仁孝。他侍奉继母和季祖母尽心竭力；从政后，历任郡吏、凉州治中、别驾等职，治理严明，“弹枉纠邪，贪暴洗心，同僚服德，远近惮威”。

建宁二年，曹全被举孝廉，后被任命为郎中，又出任西域戊部司马。

当时，疏勒国国王和德弑父篡夺王位，且不向朝廷进贡，曹全率军征讨。他仁爱部下，与士兵同食同乐，在攻城作战和野外交战中，谋略泉涌，威武似远古勇士孟贲。和德被击败，绑缚自己前来请死。战后，曹全升任右扶风槐里县令。后其弟去世，他辞官守丧，隐居家乡长达七年。

光和六年，曹全再次被举孝廉；次年三月，即光和七年，再次被任命为郎中，出任酒泉郡禄福县县令。

当时，郃阳县有人趁乱造反，焚烧城池与官署，百姓深受骚扰。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郡告急，紧急军情文书频繁传至朝廷。汉灵帝咨询群臣，众官员一致推荐：“曹全堪当此任！”于是曹全被调任郃阳县令，平定叛乱，恢复秩序。

曹全与贤士王敞、王毕等人商议治县方略，体察民生疾苦，慰问年长者，抚恤孤寡之人。由于一系列仁政举措的施行，逃散的百姓纷纷携儿带女返回故里，集市重开，农业丰收，各业兴隆。

曹全还主持修缮城郭，扩建官署，并推荐有才学之士获任官职，深得民心。中平二年十月，王敞等人感念其德政，集资刊刻《曹全碑》以纪功颂德。

曹全的德政最显著的标志是孝廉。

“孝”字上老下子，象征“子承老也”，体现子女扶持长辈之意。西周早期的“孝”侧重尊祖敬宗。自孔子起，重心转向“善事父母”，使孝道走向家庭化、伦理化，成为中华文化的深层基因。所以，古人认为“百道孝为先”。同时，古人希望“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认为一个人若能在家中尽孝，才可能在朝中尽忠。

“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这句话出自北宋名臣包拯的《乞不用赃吏疏》，意指清廉者是百姓的表率，而贪腐者如同百姓的窃贼。自古以来，廉洁被视作为官的首要准则。“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这是颜氏三代薪传的三十六字“官箴”，“官箴”刻石也收藏在西安碑林博物馆。三十六字“官箴”的核心是清廉公正。

“举孝廉”始于汉代，即由郡国推荐孝悌、廉洁者入仕。举孝廉制度的主要依据是“孝”与“廉”两项核心品德，即孝顺父母、行为清廉。汉武帝于元光元年下诏，各郡国每年察举“孝者”与“廉者”各一人，后逐渐合称“举孝廉”，成为汉代官员的主要来源之一。

随着社会发展，隋唐时科举制兴起，“举孝廉”作为主要选官方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孝廉”所倡导的德行为先、以孝治天下的理念深刻影响了中国政治文化：唐代科举设“孝悌力田”科目；明清乡饮酒礼中仍强调“孝廉为本”；如今，我们在干部考核中要求“德能勤绩廉”，其中的“廉”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延续。

《曹全碑》碑文显示，曹全的高祖父曹敏、曾祖父曹述、祖父曹凤及他本人皆是因“举孝廉”而至高官，而曹全甚至两次被“举孝廉”。这一方面体现了当时社会对“孝”和“廉”品行的重视，另一方面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曹氏家族优良家风的传承。

《曹全碑》对曹全“孝”和“廉”的记述较详细。曹全的“孝”体现在“收养季祖母、供事继母，先意承志，存亡之敬，礼无遗阙”，即收养了叔祖母，侍奉继母，能体察她们的心意，顺其意愿行事，无论是生前奉养还是身后丧仪，都做到了应有的尊敬，礼数周全。所以，曹全被乡人称颂“重亲致欢曹景完”。

从政之后，曹全“清拟夷齐”，即清廉如伯夷、叔齐。曹全的“廉”最突出的体现是“还师振旅，诸国礼遗，且二百万，悉以簿官”，即出征归来，沿途各国以礼相赠，赠送财物多达二百万钱，曹全全部登记造册，上交官府，分文不取。

以民为本更是曹全德政的根本。身为县令，面对战乱与灾荒，他始终将百姓安危放在首位。“费不民出，役不干时”，即不增加百姓负担，不耽误农时，体现了极高的治理智慧。他甚至“以家钱籴米粟，赐癃盲”，即用自己的钱财购买粮食救济老弱病残，真正做到了“存慰高年，抚育鳏寡”。更令人称道的是，其长女曹桃婓亲自配制“神明膏”等七种药物，送到城外离亭，由部吏王宰、程横等人分发给伤病百姓，救治了很多病患。

《曹全碑》并非朝廷敕建，而是由郃阳县吏民“共刊石纪功”所立。这也再次昭示我们，真正的政绩“不在华屋，而在民心”。曹全以自己的德政让百姓安居乐业，“风雨时节，岁获丰年”，因而有“农夫织妇，百工戴恩”，自愿为其立碑，使其名垂千古。这也正应了那句“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