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宁

以前的冬天特别漫长。

立冬一过，万物像收到某种指令，立马停止了原有的灿烂。小草一夜之间失去了色彩，原本养眼鲜活的树叶，开始成群结队地飘落隐匿。

碧绿的水面结了厚厚的冰，奔腾的河水凝滞。一群缩成灰色毛球的麻雀叽叽喳喳地闹腾着，打听哪里可以寻到食物，哪里可以找寻一处避风又不被打扰的屋檐。

这个季节，活跃的除了麻雀，还有一种拖着长尾巴的喜鹊。它尺长的个头，通体油黑光亮，肩和腹部点缀着几处白色斑点，体态轻盈优美，叫声清脆响亮。喜鹊是报喜鸟，大清早在谁家庭院鸣叫，谁家就会有贵客登门。出门前如果听到喜鹊的叫声，今天肯定诸事顺遂。候鸟早就飞到南方，可麻雀、喜鹊还留在北方。它们是不识遥远的路途，还是不愿离开习惯了的土地？

文人墨客总喜欢用白雪皑皑、银装素裹、玉树琼枝等词汇去包装、描绘冬天。这个季节是柳宗元笔下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也是孟郊眼里的“天寒色青苍，北风叫枯桑。厚冰无裂文，短日有冷光”。放眼望去，整个村庄笼罩在灰蒙蒙的氛围之中，田野上蛰伏的一团一团的墨绿色麦苗，给天寒地冻的人世间增添活力与希望。

寒冷无处不在，冷风无孔不入地拖着长长的哨音，从早晨吼到晚上，又从晚上叫到天亮，席卷着大地。于是，窝在房间烤火，就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主要活动。屋内空间小，为了让屋里更加热乎，人们还会在门框外挂上厚厚的帘子，阻挡寒气。掀开门帘进去，似乎进入了另外一个天地，蜷缩的筋骨与肌肉也会渐渐舒展。

一到做饭时间，欢腾的热气总会透过窗户，一溜烟地往外窜。昏暗的厨房里，靠近窗台的一角，有个用泥巴和土块垒砌的柴火灶台。

灶台上镶着一大一小两口乌黑锃亮的铁锅，大锅用于蒸煮、炒菜，小锅温水。无数个春夏秋冬、寒来暑往中，母亲就是靠这两口铁锅，打捞着一家人的三餐四季，刻画着岁月的年轮，养育着我们姐弟五人。

滴水成冰的日子里，母亲进厨房第一件事总是先烧一锅热水。一方面是为了淘洗方便，另一方面是让冰窖般的厨房尽快生出温润的烟火气息。每次听见风箱“吧嗒吧嗒”地和母亲“说话”，我就会跑到母亲身旁，掏出藏在棉袄下面冻得发红的手，小心翼翼地伸向灶膛口，感受火苗吐出的温热。母亲把身体往旁边挪，拉着我的小手往火苗跟前凑。见我弯着腰，撅着屁股，费劲巴拉的样子，便说：“去搬个小板凳，坐在这里暖和一阵。”

有那么几次，母亲会在给灶膛添柴火的间隙，随手往里面扔上几个红薯。借着一明一暗的火光，我看见冷冰冰的红薯一进灶膛就立刻“苏醒”过来，开始膨胀、冒出热气，表皮也由暗红慢慢变得新鲜、光亮，直至最后一点一点变黄变干，成了焦黑色。这个时候，会有一股淡淡的香甜从灶膛口溢出。

“能吃了吧？都烧成黑色的啦！”我三番五次地催问着母亲。可母亲总说不行，不是说生着，就是说还没熟透。等柴火烧得差不多了，母亲掀开锅盖，那些潜伏在铁锅中的热气便呼呼啦啦四散开来，在灶台周围起起伏伏。

“先吃饭！”母亲应该是有意不让我先吃红薯。可我的心思哪能让一锅说稀不稀、说稠不稠的糁子面带去？我当然知道灶膛里的美味更加香甜。我的眼睛始终被灶膛牵绊着。

母亲终于从灰烬中拿出我心心念念的烤红薯。吹掉附着在上面的灰尘，轻轻剥开焦黑的外皮，金黄色的肉便热腾腾、香喷喷地露了出来。我顾不上烫嘴，吸溜着咬上一口，那份软糯香甜和暖意便瞬间在口腔中散开，顺着喉咙慢慢滑下，不一会儿，整个身体都仿佛被点亮。

烤红薯不仅是美味，还是温暖的慰藉。它承载着儿时的欢乐，让我们在凛冽中能够寻得一份别样的温馨。外面灰蒙蒙一片，寒风还在呜咽，冷意如针，直往骨髓里钻。厨房里雾气腾腾，一家人挤在一起，因为有烤红薯而喜气洋洋，有说有笑。

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关于那个年代的温暖记忆却越来越清晰。人不管走得多远，童年的记忆，总是如同一条根脉，从出生的那一刻便扎下去，一直往下生长，向土地延伸。随着年岁越大，就越根深蒂固。

岁月匆匆流转，光阴悄悄从渐宽的指缝滑过。今天，冬日的温馨常伴左右，但那年冬天的冷，一直在我心里，让我懂得幸福生活的不易，也让我更加珍惜当下的温暖与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