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英 通讯员 雷鸣 常晓燕

往鱼塘里投放了13万尾鱼苗，结果只有2500公斤的收成。这组悬殊的数字背后，是一场关于“刑事犯罪还是民事纠纷”的探讨。

近日，子长市人民检察院举办答疑会，让13万尾鱼苗的“来去”有了清晰的法理注解，为这起涉渔纠纷画上句号。

2022年，李某、王某与贺某某签订《合伙养鱼协议》，3人共同投资15万元，并在承包的鱼塘里投放了13万尾鱼苗。3年后，承包的鱼塘仅收获活鱼2500公斤，与预期的产出差距悬殊，让3人的合伙创业陷入“是诈骗还是违约”的争议漩涡。李某认为贺某某“虚构鱼苗数量、虚增饲料采购”涉嫌犯罪，但公安机关出具的《不予立案通知书》让矛盾焦点转向法律是否正确应用的讨论。子长市人民检察院介入后，一场关于刑事犯罪与民事纠纷界限的答疑会随之拉开帷幕。

“刑事打击的拳头不能随意挥向民事纠纷的领地。”在答疑会现场，检察官的话掷地有声。通过公示鱼塘管理日志、饲料采购流水等证据，事实真相浮出水面：前合伙人证言与采购记录印证了鱼苗投放的真实性，养鱼个体户的行业经验揭示了水产养殖中产量波动的客观风险。当法律的放大镜掠过每一笔账目、证言，答疑会现场群众看到的不仅有案件的来龙去脉，还有司法机关对“以事实为依据”的坚守。

面对李某的疑虑，子长市人民检察院特邀资深养鱼户参与答疑会，用通俗话语解读行业特性：“鱼苗存活率受水温、水质、病害影响极大，死鱼可能沉底腐烂，也可能被其他鱼类捕食，很难做到‘死要见尸’。”

“合同诈骗的核心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若资金仍用于经营，即便存在虚增成本，也只是民事欺诈。”陕西旷达（延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徐润平说，从主观意图看，贺某某初始履约行为真实存在，鱼苗死亡属行业常态，难以推定其具有诈骗故意；从行为性质看，合伙财产属共同所有，即便管理者存在处分争议，也属民事法律调整的范畴，与盗窃罪的“秘密窃取”要件相去甚远；从法律功能看，刑法作为“最后防线”，唯有在民事手段无法保障权益时才应介入。

通俗的解读、鲜活的案例，向现场群众传递这样的理念：法律不是非黑即白的简单判断，而是在千丝万缕中寻找最公平的答案。参加答疑会的子长市政协委员杜元说：“这堂‘刑民关系公开课’，给大家厘清了刑民边界。”

子长市人民检察院并未止步于此，而是主动延伸司法服务：同步启动民事证据调取协作机制，协助当事人固定合伙经营期间的财务凭证、沟通记录等关键证据；引导当事人通过民事诉讼主张合伙权益，明确诉讼流程与举证要点。

“子长市检察院以法治的方式解答13万尾鱼苗的争议，用公开透明的过程，让大家看懂了刑民之分的法理，更找到了维护群众权益的正确途径。这种‘既断案又指路’的做法，不仅有硬度，还有温度。”参加答疑会的子长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王珏红说。

鱼塘的纠纷化解了，留在群众心中的法治印记也愈发清晰。9月6日，子长市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说：“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就是要在‘一塘池水’的波澜里，读懂群众的急难愁盼，在司法为民的道路上，用创新方法破解疑难，用法治思维化解矛盾，找到社会治理的精准切口，让公平正义如春水般浸润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