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斌

近日，媒体聚焦安康市汉滨区双龙镇龙泉村设立“民生茶社”。村民在此聊家常、话村务、提建议，干部在此听民意、讲政策、化纠纷，推动政策在品茶中宣讲、民意在品茶中听取、矛盾在品茶中化解、难题在品茶中解决。

与安康市设立“民生茶社”、用温情“一杯茶”解开群众“千千结”类似做法的，还有浙江、重庆、北京、福建、四川等地。“民生茶社”在于重构党员干部倾听民意的时空维度。传统调研走访受制于时间碎片化和场景正式感，群众未必能充分表达意见。而茶社特有的“慢节奏”社交属性，拉近了干群距离，完成了从“听汇报”到“聊家常”的角色转换。

更深层的治理创新在于，他们将茶社变成了“民意收集室”。当乡村振兴规划被拆解成“村口要不要装路灯”的具体争议，当垃圾分类条例转化为“茶叶渣该扔哪个桶”的生活讨论，宏观政策便在茶香中完成了从顶层设计到基层的落地执行。重庆市某社区书记每周三的“书记茶座”，已成为政策微调的预警机制——某项惠民措施推行前，总要先在茶桌上经历大爷大妈的“灵魂拷问”。这种对话，本质上是对形式主义的制度性预防。

尤为可贵的是，“民生茶社”正在培育新型政治文化生态。北京市某街道的“党员茶博士”项目要求干部必须掌握“三套茶语”：用大碗茶读懂农民工的担忧，以工夫茶理解企业主的困境，借奶茶洞察青年群体的诉求。这种细分化的沟通，远比会议室里的PPT演示更能检验干部的共情能力。

“民生茶社”演绎着“一茶一策”的治理艺术。从福建省的“吃茶话事”制度到四川省的“坝坝茶调解室”，这些带着地域茶香的创新实践，本质上都是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当代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