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巍

北宋景德镇窑青白釉熏炉、北宋定窑六瓣口白釉碟、北宋耀州窑青釉刻花瓶……在陕西考古博物馆，看着这些出土于蓝田吕氏家族墓地的珍贵文物，不由得感叹吕氏家族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

其实，吕氏家族产生的深远影响，要归功于“蓝田四吕”。北宋时期，能与“眉州三苏”苏洵、苏轼、苏辙齐名的，就是“蓝田四吕”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和吕大临四兄弟了。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典故世人都不陌生，蓝田吕氏家族的先祖就是姜太公。据《吕通墓志》记载，吕家先祖为殷人姜尚，因封地于汲郡（今河南卫辉市），国号为“吕”，故又名吕尚。姜太公归周后，改封于齐，其子孙入齐者为姜氏，留汲者为吕氏。据《宋史》记载，“蓝田四吕”“祖通，太常博士。父蕡，比部郎中。通葬京兆蓝田，遂家焉”。就是说他们的祖父是吕通，曾担任太常博士；父亲是吕蕡，担任比部郎中。吕通死后葬在蓝田，于是吕家就在蓝田安家了。

西安碑林的奠基人就是“蓝田四吕”中的大哥吕大忠。《宋史》记载，宋神宗熙宁年间，宰相王安石为了变法顺利，派出多人出使邻国议和。吕大忠和范育接受了命令，却都推辞没有去。他们认为“怀抚外国，恩信不洽，必致生患”。《宋史》还记载，吕大忠任河北转运判官时，发现地方官管理财务“余则取之，不足莫之与，甚大患也”，于是上奏了十二条生财养民的建议。当时的秦州判官马涓常以状元自居，作为长官的吕大忠告诫他，既然做了判官，科举应试的学识已无用处，修身立德是根本，“又教以临政治民之要，涓自以为得师焉”。宋元祐二年，吕大忠任陕西转运副使期间，将《石台孝经》《开成石经》等碑石移至“府学之北墉”统一保管。这里成为西安碑林的雏形。

吕大防是“蓝田四吕”中官职最高者，曾任宋哲宗时期的宰相，主持元祐政坛八年。据《宋史》记载，吕大防考中进士后，调任冯翊主簿、永寿县令。县城无水井，居民要到远处山涧打水。吕大防巡查附近地区，发现两眼泉水，想要疏导泉水入县城，但地势高低不平，大家都认为不可能。吕大防采用《考工》中记载的水地置泉法，十日就挖成了沟渠，百姓称其为“吕公泉”。吕大防后来任成都知府，为“锦城”成都创办织锦工场——成都府锦院，修复杜甫草堂，编纂了《杜诗年谱》。吕大防一生在政治、军事、经学、文学等方面都很有作为，身为元祐宰相，“朴厚惷直，不植党朋”。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村规民约《吕氏乡约》就是吕大钧首创。据《宋史》记载，吕大钧和张载为同科进士。他仰慕张载学识，拜张载为师，将张载的理念融会贯通，以“教化人才，变化风俗”为己任，将所学知识用于日常生活。《吕氏乡约》提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在担任三原知县时，吕大钧以乡约教化百姓，“以礼化人”调解民间纠纷，体现了儒家“德治”与“法治”结合的治理理念。吕大钧的理论虽都源于张载，但他能够身体力行，以致张载常感叹“其勇为不可及”。

“蓝田四吕”中最小的一位是吕大临，以深厚的学术造诣著称，是关学的重要继承者，对金石学的研究也尤为突出，著有中国最早的古器物考古图录《考古图》。吕大临初学于张载，张载去世后师从理学家程颐，是程门“四先生”之一，通晓六经，尤其精通礼学。吕大临虽成为程门高足，却不放弃关学的基本思想宗旨，成为关学最有力的捍卫者，晚年开始从事青铜器的收集、研究和文字注解工作，成为中国最早的金石学家。吕大临虽20多岁就考中进士，但“不留连科举”，一生追求学术研究、教化乡民。

“蓝田四吕”中的每个人都有很高的学术成就。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称他们为“关中学派蓝田系”。他们都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主张学问要服务于现实社会，关注民生、伦理和社会治理，反对空谈义理。他们都以品行端正著称，在为官和处世中坚守儒家伦理，注重自身道德修养，强调“修身齐家”，并将其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基础。

“天下之本在家”。吕氏家族的兴起，特别是“蓝田四吕”印证了这一点。“蓝田四吕”其实兄弟共六人，除一人故去得早，其余五人都考中进士。这得益于他们的父亲吕蕡。吕蕡入仕时已经43岁。43岁之前，吕蕡都在“居乡以道义教育子弟后进”，教育鼓励家族子弟勤奋读书以谋取功名，入仕做官要修身立德，担当尽责做好官，尽忠报国以光宗耀祖、名垂后世。“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吕氏家族、特别是“蓝田四吕”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陈忠实先生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白鹿原》，就是以蓝田白鹿原为背景写作的，家风、儒家伦理道德正是小说中的一条主线。小说中被称为“圣人”的朱先生，草拟了一个过日子的章法，命名为《乡约》，其主要内容就源自《吕氏乡约》。小说的主人公白嘉轩将此《乡约》立为族规，要求族人背记条文并“学为用”，期望家族能够一直兴旺下去。白嘉轩的悲剧启示我们，家规、家风、家教也应随着环境的变化、时代的变迁与时俱进，而不能固步自封、墨守成规。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家族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