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斌

基层减负本是一剂良药，但在执行中却屡现“药方走样”。当表格精简变成系统升级，当考核压缩转为隐形加压，这种“数字减负”的实质是责任转嫁。形式主义的变异比形式主义本身更值得警惕。

减负政策在落地时出现三个典型偏差：一是物理减负未触及心理减负。会议文件少了，但“群消息轰炸”多了；纸质台账减了，但电子留痕要求更严。二是责任传导中，上级部门将减负压力层层下压。这种权责失衡的局面，导致基层干部陷入“减负口号喊得响，实际负担却更重”的怪圈。三是评价体系存在“双轨制”。明面上取消冗余考核，暗地里仍以传统标准衡量绩效。这些偏差暴露出治理现代化的深层矛盾。

问题的根源在于部分领导干部仍固守“痕迹管理”。技术赋能变成了“技术负能”，数字化工具异化为新型督查手段。更值得反思的是，某些减负举措本身就成了形式主义——用制造减负台账的方式来证明减负成效。这种“自证清白”式的改革，折射出治理思维的僵化。

破解困局需要重建三个维度。首先是责任伦理的重构。减负不是卸责，而是明晰权责边界。上级部门要带头做“减法”，避免“以减负之名行卸责之实”。其次是制度刚性的重塑。建立减负效果追溯机制，对变形走样现象实行“零容忍”。最后是治理智慧的升级。从“做没做”转向“好不好”，从“留痕迹”转向“看实绩”。

真正的减负应该减掉官僚主义的枷锁，而非转移责任的压力；应该减去无谓的消耗，而非必要的担当。当每个党员干部都能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把精力用在解决实际问题而非应付检查上，减负才算见到了真章。

改革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基层减负既要防止压力一松就反弹，也要警惕形式主义的“新马甲”。唯有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标本兼治，才能让减负政策真正成为激活基层治理活力的金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