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睿

渭水北岸的凤翔，是一座被历史浸透的城。这座古称雍州的老城，曾是周文王瑞凤饮水的灵秀之地，周秦的烽烟、汉唐的明月，都曾在城垣上留下斑驳的痕迹。

宋代，凤翔是关中西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风掠过凌虚台，樱花簌簌而落，年轻的苏轼和凤翔有了交集。

这里是苏轼仕途的起点，亦是其精神世界的初啼——在凤翔任职的三年时间，他从意气风发的书生成长为心系苍生的贤吏，更以诗文表达自己与凤翔的深度关联，对凤翔的难舍情怀，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印记。他改衙役制、疏浚东湖、修建喜雨亭，留下了初入职场的答卷。

说起苏轼，首先想到的词是“才华横溢”，他在诗、词、文、书、画等方面成绩斐然。其诗词豪健旷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书法用墨丰腴，与黄庭坚、米芾和蔡襄合称为“宋四家”；其文著述宏富，与欧阳修并称“欧苏”；其画萧散简远，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

嘉祐六年，苏轼与陕西凤翔相遇。是年，他通过科举考试，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也就是知府的“秘书”。彼时的凤翔是关中要塞、秦陇咽喉，东有水路通达京师，西有陆路直抵边塞。初出汴京的苏轼有“致君尧舜上”的抱负，在北地的寒风中窥见民生疾苦。

此后三年，青年苏轼一直致力于革新。他体察民情，治理水灾，减轻赋税，鼓励老百姓增加收入。他见漕运常常发生翻船事故致役夫家毁人亡，便提出改革漕运的建议，允许百姓自己选择运输时间，避开汛期，终使“灾害减半”；见百姓深受繁重的苛税之害，便奏请减免赋税，提出“官榷予民”的主张，将茶、盐、酒业交还民间，滋养了凤翔酒业的千年根基。在凤翔东湖喜雨亭落成之日，他邀朋把盏，“举酒于亭上”，畅饮凤翔当地名酒——柳林酒，酒后留下诗句赞颂柳林酒。之后，他上书朝廷，提出了一整套振兴凤翔酒业的办法，使柳林酒和整个凤翔酒业得以蓬勃发展，凤翔成为全国闻名的酒乡。他看到百姓疾苦而深为感慨，曾疏浚河道，筑亭修堤，将江南的意趣引入关中。他为民祈福求雨，在凤翔东湖边的垂柳下建喜雨亭。因“凡民之疾，皆如己疾”的赤子之心，百姓盛赞他为“苏贤良”。

凤翔三年，除了初入职场的锐意进取和心怀百姓的热忱，苏轼还展现出了卓越的文学才华。他先后创作出《凤翔八观》《喜雨亭记》《凌虚台记》等。

作为知府的“秘书”，苏轼在凤翔三年遇到了两任领导。第一任是凤翔知府宋选。宋选比苏轼早上任四个月，两人关系虽好，但在革新陋规方面意见不一。苏轼写下《凤鸣驿记》一文，借驿馆修缮之事，表达济世情怀。后来，他遇到了第二任领导——知府陈希亮，二人是同乡却性情相左。陈希亮的严苛激发了苏轼的锋芒。在凌虚台建成后写下的《凌虚台记》中，苏轼借古喻今，以秦汉隋唐的宫阙废墟，叹“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也由此悟得“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的深意。陈希亮读罢，大赞苏轼之才华，未进行更改，将其文刻石放置在凌虚台南。后苏轼调任，才明白陈希亮用心，又以凌虚台为回忆，写下《凌虚台》一诗，表达自己对陈希亮的赞扬之情。后人将其刻在凌虚台北。

苏轼在凤翔期间，常以诗文与弟弟苏辙互动，终成“岐梁唱和”。他到任后被秦刻“石鼓”、秦碑“诅楚文”，以及王维、吴道子的画等吸引，作《凤翔八观》组诗，并在《凤翔八观（并叙）》中写道：“《凤翔八观》诗，记可观者八也。昔司马子长登会稽，探禹穴，不远千里；而李太白亦以七泽之观至荆州。二子盖悲世悼俗，自伤不见古人，而欲一观其遗迹，故其勤如此。”苏轼以史入诗，将八景的沧桑和空灵熔铸为文化史诗。

如今，在凤翔东湖景区，秦腔历史实景剧《苏轼情》以古调新声演绎苏轼的爱民之心。临摹《喜雨亭记》笔迹的凤翔少年，让人仿佛看到了苏轼当年为民祈雨的身影。凌虚台遗址旁，游人驻足凝望，终南山轮廓依旧。物换星移，那份“世有足恃”的哲思，在岁月中愈发清晰。

苏轼与凤翔，是一场初入职场的青年与关中的相遇。三年时光，短如雪泥鸿爪，长似终南余脉。他于此地种下的仁政与诗情，早已生根发芽，长成关中风骨的一部分。当东湖的雨水再次落下时，我们仿佛能在喜雨亭边看到那个身披青衫的身影，立于时光的长河中。

于苏轼而言，凤翔早已成了他踏出去的征途；于凤翔而言，苏轼则是一段历史的见证者和亲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