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睿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文艺的人民性，既是历史的经验总结，又是时代的深邃命题。陕西文艺在人民性的精神内核下，既有传统诗书礼乐的厚重与博大，又有通俗与大众化；既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鼓与呼，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建设融入新科技、彰显新活力。因此，陕西文艺在不断“破圈”中发展，在多元融合中并进。

陕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诞生于三秦大地的诗经乐府传诵千古，汉赋唐诗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高峰。延安时期，陕北黄土高原特有的粗犷和豪迈的文化特质，赋予了陕西文艺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和强烈的通俗文化色彩，从而有了从“亭子间”到“土窑洞”的人民文艺。陕北民歌、说书、秧歌剧、秦腔等陕西民间曲艺皆成为陕西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的民间资源。李有源的陕北信天游《东方红》、韩起祥的陕北说书《刘巧团圆》、贺敬之等集体创作的秧歌剧《白毛女》、马健翎的秦腔现代戏《查路条》等都取自陕西民间传统艺术形式。带有浓郁陕北方言特色的柳青的小说《种谷记》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极大地推动了陕西文艺人民性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文艺新形态。陕西文艺的人民性取之于民间，又还之于民间，既有接地气的通俗底蕴，又有与大众共鸣的时代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陕西文艺继承“红色延安”的文学传统，紧贴人民大众，高度重视作家的生活体验。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回顾峥嵘革命岁月中汲取创作灵感。陕西文艺在长期扎根基层、融入群众的土壤中成长起来。

为了写出一部真实反映农业合作社发展的史诗性作品，柳青毅然放弃优渥的生活到皇甫村，全身心地投入到农村，扎根皇甫村14年。他吃农民的饭，干农民的活，与小说主人公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共同生活。柳青几乎用小说“直播”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中国农村发生的新变化，以宏阔的总体性诗学关注“农业合作化”。柳青不是在“体验生活”，而是在生活之中。

杜鹏程长期奋斗在宝成铁路的修建工地上，创作出《在和平的日子里》；王汶石多次深入渭南农村，创作出《风雪之夜》等作品；李若冰情系大西北，五进柴达木盆地，创作出《柴达木手记》；魏钢焰与铁人王进喜同吃同住，创作出《绿叶赞》。这些作品都是深扎时代沃土的杰作。这些作家用实际行动做到了“作家与生活不隔，人物才与读者不隔”。他们的作品开启了陕西文艺现实主义的光辉道路。第一代陕西文艺家书写着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为文艺陕军奠定了坚实而广阔的人民之路。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陕西文学没有赶文学风潮，而是依照现实主义规律，写脚下的土地。路遥拥有浓烈的乡土情结，对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进行持久的关注，对乡土文化进行不竭的探索。彼时，文学接受方式发生了新变化，借助广播、电视等视听媒介，一改文学阅读的单一，推动了陕西文学的大众化发展。大众作为接受主体开始参与到文学评判之中，成为陕西文艺人民性的新呈现方式。

路遥小说《人生》刚问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及时制作了广播剧，并由著名电影演员孙道临担纲解说，先声夺人。1984年，《人生》被拍成电影放映后，在全国引起一波又一波的“《人生》热”“高加林热”“路遥热”。“高加林”这个文学上立得住的人物，从一个小说人物转变为20世纪80年代的典型符号。《人生》对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城乡结构的深度文学呈现，迅速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播并获得共鸣。《平凡的世界》先后在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3次，电台、出版社和作者收到听众和读者来信近万封。《平凡的世界》对人生、青年、奋斗等问题的思考，始终吸引着中国读者的关注。深切的人文关怀与理想主义，使路遥的小说具备强烈的精神引领力与感召力。文学与视听媒介的融合，使陕西文学作品获得更广泛的受众，极大地拓宽了陕西文学的人民之路，陕西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催化了人民对陕西作家的接受。

1993年的“陕军东征”引领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潮流。陈忠实的《白鹿原》、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贾平凹的《废都》、程海的《热爱命运》、京夫的《八里情仇》，书写了陕北、关中、陕南人民在时代巨变下的生活。陕西文学在现代文明进程中回望传统，在时代转型期书写现实，根植土地、立足人民。

进入新时代，陕西文艺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读者和传统的文艺形式。随着科技发展、圈层打破和融媒体的全力出击，陕西文艺的边界、形态、呈现方式逐渐趋于多元和融合。文学陕军、影视陕军、陕西话剧、长安画派等互相借力，不断融合、推陈出新。陈彦的小说《装台》以“装台人”的视角书写西安百姓的奋斗和生活。小说被改编为影视剧后，获得民众的热议，让民众在了解陕西戏曲秦腔的同时，也了解了台前幕后的戏曲人。《主角》书写一代秦腔名伶的戏曲人生，让更多的读者了解了秦腔、走近秦腔；影视剧《白鹿原》的推出再掀高潮，带动了白鹿原的文化旅游；贾平凹的西京城市书写，让读者通过文学了解西安文化，让作品里的西安被广大读者接受。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陈彦的《主角》等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被搬上话剧舞台，既彰显“陕味儿”，又叫好叫座，带动了文学经典的再次热销。

传统文化同样在与新科技、新媒介、新形式的结合中焕发勃勃生机。华阴老腔融入现代摇滚乐，让观众看到了传统戏曲与现代音乐融合后呈现的新亮点，激发了戏曲新活力；秦腔剧社易俗社面对新时代变化的审美风尚、新的观演关系“破圈”破界，打造易俗社文化街区，开辟“戏曲+”新路径。传统戏曲通过多场景、多样态、多风格的演出形式，融入年轻人的审美需求，让更多人了解秦腔、喜爱秦腔、传播秦腔。在不断探索文艺新元素的过程中，陕西文艺书写现实生活、坚守现实主义广阔道路，实现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的交融，既守住根本又有所创新。陕西文艺的人民之路越走越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