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吕扬 张琪悦 赵茁轶

历史不只是史籍所载，更有田野深处的实物见证。艰辛的野外考古工作常常被考古人称为“下田野”。

“忙着下田野，写文章，不停地思考”“文静、低调”“我们的老钱”“一个纯粹的学者、一位可爱的老师”……这是学生们对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钱耀鹏的评价。

4月30日，记者在西北大学古豳地考古实习基地见到了这位“传奇教授”。钱耀鹏正在为该基地承办的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实践培训班授课。

“钱老师！”西北大学博士生刘威叫住了钱耀鹏，“您有时间吗？想请您看看这座墓葬，有些问题我没弄明白。”这是一座北朝墓，墓室塌陷，迹象有些复杂。钱耀鹏毫不犹豫，从黄土台阶下到墓室，为刘威答疑解惑。

20世纪80年代，钱耀鹏与考古学结缘。“我喜欢有挑战性的发掘对象。现象越复杂，越难判断，我就越有兴趣。”钱耀鹏说，“案板遗址、枣树沟脑遗址、磨沟遗址……每一处都是新的挑战。”

■ 不起眼的房屋与最早确认的池塘

枣树沟脑遗址位于咸阳市淳化县润镇梁家村，处在泾河支流通神沟河东侧的坡地及台塬上。2006年4月，钱耀鹏主持对枣树沟脑遗址的发掘工作。

据文献记载，周人先祖公刘率领部族迁居到豳地，公刘的儿子庆节在豳地建国。“枣树沟脑遗址地处古豳地东部边缘。”钱耀鹏说，“此前，古豳地缺乏较为系统且目标明确的考古调查和大规模发掘，致使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环境变迁及文化发展特点等不明。枣树沟脑遗址的发掘有助于推动相关学术问题的深入研究。”

枣树沟脑遗址中的先周时期的文化遗存最为丰富，且特征鲜明。考古人员发现有房址、灰坑、墓葬、池塘等遗迹，并出土有陶器、石器、骨器、铜器等文物。

钱耀鹏介绍，刚开始发掘时，工作条件非常艰苦。他带领考古队员白天发掘，晚上整理资料，常常从早上一直忙到深夜。一次，他们意外发现一处不起眼的房屋遗迹，结构类似口小底大的袋装窖穴，并出土了大量特征鲜明的文物，包括陶器、石器和骨器等，仅可复原陶器就达58件之多。这在古豳地先周时期的考古发现中尚无二例。

钱耀鹏看着拼尽心力修复起来的陶器，陷入沉思。这座不起眼的房子究竟是做什么用的？

经过细致排查，钱耀鹏发现，房屋内的堆积物由黄土、灰土及红烧土、灰烬等构成。上部堆积物主要是灰土并夹杂有成片或成块的黄土，下部堆积物则是带状分布的红烧土，红烧土上下夹杂了大量陶器残片，东侧烧土下叠压着许多长条状的木炭及成堆的植物类遗存。他立刻判断出，这条红烧土带并非屋内原有设施，而是房屋西南部塌陷且经火烤所致，房屋也是因坍塌、失火而废弃的。房屋的东南角原来可能放置有储存植物类种子的陶器，其余空间则主要用来存放其他陶器。这无疑是一座专门用来储藏陶器的简易性房屋建筑，在其侧面不远处可见陶窑残迹。

遗址内还发现了2座大型灰坑。随着发掘的不断深入，钱耀鹏发现坑底有较厚的青灰色淤土层和红褐色黏土层堆积，一座坑口有浅浅的进水沟槽。他恍然大悟，这种致密的红黏土具有良好的防渗性能，是黄土高原地区比较理想的蓄水防渗材料。因此，可以确定其为蓄水坑或池塘类遗迹。

钱耀鹏还注意到，其他许多灰坑内也有这种红土堆积，甚至个别坑内堆积全部为红褐色黏土，似乎专为储存红土之用。在这些灰坑附近，考古人员并没有发现制陶场所及陶窑等遗迹，因而可以排除红褐色黏土用于制陶的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在通向河沟的坡地上还发现了一处专门掘取红土的遗迹，红土自然堆积厚度达2米左右，明显超过附近的红土层厚度，红土断面上遍布掘土工具的使用痕迹。

这些发现令钱耀鹏欣喜不已。“考古学者的目光要像刑警般敏锐，逻辑分析要像法官般严谨。在发现‘不起眼的房子’后，我们还发现了池塘。”钱耀鹏笑着说，“这是国内田野考古中最早确认的池塘遗迹。”

■ 磨沟遗址齐家文化墓地的多人多次合葬

磨沟遗址位于甘肃省。2008年7月至11月，钱耀鹏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对遗址东北部的齐家、寺洼文化墓地进行了第一次发掘。该遗址的发掘工作一直持续到2012年，共清理齐家文化、寺洼文化墓葬1700余座。

磨沟墓地中的竖穴偏室墓较多，且多为合葬墓，墓葬结构、埋葬过程和埋葬方式都比较复杂。钱耀鹏介绍：“磨沟墓地竖穴土坑墓的合葬现象较少，且多为双人合葬，极少为多人合葬。但在竖穴偏室墓中，我们发现了大量的多人多次合葬现象，以及不同以往的合葬墓类型、葬式与人骨推挤现象。”

钱耀鹏回忆，在当时缺乏文献记载的背景下，史前乃至商周时期，多为一次性埋葬。基于这一传统理念和认识的影响，磨沟墓地最初也采取了水平式整体清理的常规性发掘方法。

然而，首次发掘便获得了一系列始料未及的发现。在竖穴土坑墓M21的发掘过程中，钱耀鹏发现墓穴中上下叠置的2具人骨保存完好。从地层学角度分析，该墓穴填土是一次性填埋的，因此2具人骨应是同时埋葬。

令钱耀鹏感到困惑的是，如果是同时埋葬的，为什么会形成头骨直接叠压而躯干骨之间却填充有10厘米至20厘米的间隔堆积？如果属于不同的墓葬，2具头骨直接叠压也不符合当时的丧葬伦理。

钱耀鹏临机采取解剖清理的发掘方法，解开了之前的谜团。在发掘M260时，考古人员意外发现了2个墓道和内、外2道封门痕迹，但对应的却是同一座墓葬偏室。其中，发现2具并非同时入葬的成人个体，内侧人骨的上身骨骼明显存在推挤现象，时间间隔至少接近白骨化过程所需要的时间。这说明该墓的墓道曾经两次挖开并回填，且两次都使用了封门，随葬器物也是两次放入的。

通过对墓葬全面系统地解剖发掘清理，考古人员获得了更多的多人多次合葬证据，厘清了多次使用过程中墓道的处理方式，开启了早期墓葬发掘和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路径。

钱耀鹏介绍，磨沟遗址齐家文化墓地的发掘，对于揭示其所处社会阶段的复杂现象，认识齐家文化墓葬结构的特征具有重要的意义，为研究史前时期的合葬现象提供了新思路。

■ 先秦“不封不树”葬仪的谜团

《礼记》有载：“三年之丧……不封不树。”“不封不树”是我国古代丧葬礼仪的形式之一，指的是墓葬没有封土堆，也没有在其旁栽种树木。一般认为，这种形式主要出现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和某些特殊时期。

在甘肃临潭磨沟墓地的发掘过程中，基于第三次发掘而确认的齐家文化末期墓葬坟丘，让钱耀鹏回想起2008年首次发掘时也曾遇到花土堆积而成的坟丘，却囿于史前墓葬无坟丘的固有观念而未能及时识别。

钱耀鹏表示，墓穴解剖所获证据表明，磨沟墓地的单人墓时常不具备即葬即埋的丧葬特点。一系列考古埋藏证据的新发现，无不凸显出重新思考“不封不树”和“墓而不坟”本义的必要性。孔子合葬父母时所言“古也墓而不坟”，既有违先秦礼制，也不符合春秋现实，所以前置“古也”一词。

基于“墓而不坟”的影响，考古学以往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坟丘起源问题。从考古学角度而言，作为墓葬结构的一部分，墓上设施更易遭受破坏，保存完好者鲜有发现，因而考古界对墓上设施的了解程度远远不及对墓穴及棺椁等地下设施的了解。结合自己参加田野考古发掘时曾经遇到的坟丘，钱耀鹏愈发希望探究“不封不树”和“墓而不坟”背后的真相。

钱耀鹏对考古发现与史籍记载相矛盾的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不封不树”葬仪仅限于三年丧期，其后则形成“丘封之度与其树数”。“丘封之度”的涵盖范围并不限于墓葬坟丘，也应包括屋宇类墓上建筑。

既然考古发现与其他史籍反复证实了《周礼》所载“丘封之度与其树数”，那么《礼记》缘何又云“不封不树”呢？就《礼记》记载而言，最接近“墓而不坟”者似乎并非“不封不树”，而是“坟墓不培”。

钱耀鹏研究发现，仰韶文化较为常见的合葬墓，就有死亡时间差达200年左右的多人二次合葬墓。显然，对于“丧期无数”的合葬墓，“不封不树”似乎在所难免。当然，“不封”不等于不做封闭处理。实际上，史籍记载也已表明，所谓“丧不过三年”或“三年之丧”，“坟墓不培”和“不封不树”皆以丧期为前提。

“古代丧葬过程非常复杂，理应包含思念之情的减淡、生死之隔逐步增大的阶段性葬仪。”钱耀鹏介绍，“不封不树”“墓而不坟”，通常应是以礼制规定的三年丧期为限，而“丘封之度与其树数”，通常完成于三年丧期之后，与前者并不矛盾。如此来看，磨沟遗址多人多次合葬等特殊埋藏现象，均有较为合理的考古学解释。

“不封不树”葬仪谜团的解开，完善了对我国古代丧葬礼制和习俗的解释，对研究古人借丧葬礼仪表达思念之情的伦理道德观念及古代社会秩序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