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岩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发展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人适应克殷代商大变革的需要，在继承夏商两代天命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的思想，为周人立朝提供了法理依据。德政思想、礼乐文化、分封制度的确立，标志着周人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的文化形态的形成，对后世中华文化产生了根本性影响。

先秦子学，百家争鸣。周朝中后期，“礼失求诸野”，儒、道、墨、法、兵、名、纵横、阴阳等各家各派，围绕重构社会秩序竞相著书立说，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迸发出耀眼的光芒。

两汉经学，儒术独尊。经过汉初几十年休养生息，汉朝国力日增。董仲舒适应汉代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国家政治格局，以《春秋公羊传》为基础，吸收借鉴阴阳家、法家思想，对先秦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创新，创立了以“天人感应”为基础的新的儒学思想体系，经学地位由此确立，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魏晋玄学，援道入儒。魏晋时期，士族没落，庶族兴起。经学思想受到现实的无情冲击，掌握文化主导权的门阀士族，面对日益旁落的社会地位，在入世与出世的心理挣扎中走向名教与自然的学术论证。王弼、郭象等玄学家用他们改造过的老庄思想来注释儒家经典，玄学思想于是产生。

隋唐盛世，儒释道鼎立。经历魏晋的民族大融合，隋唐时代形成了开放、包容的社会文化环境，思想文化领域的总格局是儒、释、道三家鼎立。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思想，在唐代完成了中国化的历程，涌现出众多宗派，这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佛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开创了中华文化在本体论、认识论、心性论等诸多领域新的理论成果，影响遍及哲学、文学、建筑、音乐等领域。

宋明理学，三教合流。理学是在唐以来佛教盛行、儒学衰微的社会背景下，以接续儒家道统为目的的儒学理论。其学说以先秦儒家为基础，吸收佛道两家思想，聚焦理气、心性、知行、修养等核心范畴，开创了儒学发展的新阶段。自宋明至清末，虽然在理学内部有不同学派的分化，社会上也存在着反对理学的斗争，但理学仍然一直占据着当时思想领域的正统地位。

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华文化一直保持着巨大的创造力，但在明清之际陷入了宋明理学的桎梏，经济社会也随之落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告终。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有了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情，不但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面貌焕然一新，也让中华文明重焕荣光。中华文明一经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就显示出先天的契合性和强大的创造力。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合。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质，中华文化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都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创新。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科学认识、扬弃、发展中华传统文化，是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本途径，群众史观对圣人史观的改造、矛盾思想对和合理念的丰富、生产力标准对道德本位的纠偏等，都是我们深入推进中华传统文化创新创造的生动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特别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推进“两个结合”，才能在新时代开创中华文明正确创新道路，让中华文明别开生面，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创造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让中华文明走向新的辉煌。

作者单位：陕西省委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