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魏伟 王姿颐

在一次采访中，记者偶然听到陕甘宁边区甲等劳动英雄杨步浩的孙子杨宝成要办个人藏品展。11月7日，记者见到了杨宝成，了解到他有趣的收藏故事。

■ “要说进行红色收藏，哪里能比得上延安”

“1997年，我从部队退役，进入延安革命纪念馆工作。当时，我的父亲已在这里工作多年。”杨宝成回忆，“我每天都会接触各类革命文物，耳濡目染，对革命文物有了深厚感情。祖父的光辉事迹激励我走上收藏之路。”

说起祖父杨步浩的事迹，杨宝成如数家珍：1936年初，祖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祖父和祖母积极以劳动的方式支持抗战；1943年至1947年，祖父连续替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缴纳公粮；1946年春节，杨步浩和乡亲们商议，给毛泽东敬献“人民救星”金字匾……

延河水滋养灵魂，革命历史写在心中。杨宝成说，他的祖父杨步浩、父亲杨士文都曾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工作。走上红色收藏之路，杨宝成的初心正是从红色家庭的传承中生发的。

早些时候，公众缺乏保护革命文物的意识，许多文物流落在外，得不到应有的保护。

“在当时的延安农村，有些革命文物被当成窗帘、锁扣……”提起这些，杨宝成一脸惋惜。

“要说进行红色收藏，哪里能比得上延安！”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生活和战斗了13年，在杨宝成眼里，在延安进行红色收藏活动，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自从有了收藏革命文物的想法，杨宝成便喜欢去许多旁人不太会注意到的地方。闲暇之余，他喜欢到延安城区周边的村镇去“淘宝”。

杨宝成的宝贝之一——一件与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相关的藏品，就是他在走街串巷时寻觅到的。

2000年夏天的一天，刚涉足红色收藏不久，杨宝成走进宝塔区川口镇一户老乡家里。他本来只是想讨口水喝，目光却被一个不起眼的红木柜子吸引了。

柜子上的铜牌在光线昏暗的窑洞里散发出古旧的微光。杨宝成隐隐觉得，这是个有故事的物件。

“当时我想收这个物件，但又怕老乡不愿意单卖，也担心索价会很高。我就说是要收旧柜子，把柜子买了回来，然后把铜牌从柜子上拆下来。”杨宝成笑着说。

让杨宝成没想到的是，把拆下来的铜牌翻个面，依稀可以看出它是个做工讲究的物件。

这件藏品是一枚直径11.5厘米的圆形铜牌，中间有长方形小孔。铜牌表面鎏银，使用珐琅工艺，可见“1939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字样。

铜牌上的文字，证明了这是一件革命文物。据了解，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针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日益加剧，给边区的财政、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为了调动科技、生产人员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从1938年起，边区政府每年都要举办工业、农业、卫生等展览会。1939年的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由中共中央提议、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等共同筹备，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会，受到延安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

了解这段历史的杨宝成，自然明白这件藏品的价值。这枚铜牌成为他具有代表性的藏品之一。

■ “马兰纸本身，就有红色基因”

投身红色收藏20余年，杨宝成收藏的革命文物超过2万件，瓷像、像章、报纸、书籍以及各种老物件琳琅满目。这些藏品，将杨宝成家里摆得满满当当。实在没有地方了，他就求助朋友，将藏品打包后暂存到朋友家的地下室。闲暇时，杨宝成总是拿出他的藏品细细摩挲，心里很是满足。

杨宝成最喜欢拿出来向大家展示的，是一套劳动模范题材的书籍。

杨宝成的祖父杨步浩曾被评为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小时候，父亲杨士文结束一天的工作，会坐在灯下给家里人讲祖父的故事。这一幕深深印刻在杨宝成的成长记忆中。

这套劳动模范题材的书籍共有24册，全部使用马兰纸印刷，以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的故事为题材，用生动、接地气的语言，讲述了刘生海、郝树才等劳动英雄的事迹。

“收藏这类藏品，一般先是对纸张进行判断，看是否为马兰纸。马兰纸本身，就有红色基因，带着时代印记。”杨宝成说。

马兰纸是用延安当地的一种野草——马兰草生产的纸张。虽然马兰纸强度低、砂粒浆块多、厚薄不匀，但是它的出现，使得当时陕甘宁边区的“纸荒”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马兰纸虽粗，印出马列篇；万佛洞清凉，印刷很安全。”谢觉哉曾这样赞叹。

在杨宝成看来，粗粝的马兰纸，是陕甘宁边区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这套书籍，杨宝成苦苦等待了3年。

“投身红色收藏的人，会互相‘晒一晒’手里的宝贝。我第一次见这套书时，它们在一位北京藏友的手里，当时看了真是说不出的喜欢。”杨宝成说。

遗憾的是，当杨宝成提出想收藏这套自己“一见钟情”的藏品时，对方拒绝了。

“只要东西还在，总有希望收回来。”杨宝成在心里对自己说。往后3年，杨宝成逢年过节都会问候这位藏友，关心这套书籍的情况，像牵挂亲人一样牵挂着这套藏品。

随着交往渐密，藏友也对来自延安的杨宝成和他家族的故事有了更多了解。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兄弟，这套书你要是真喜欢，我让给你吧！”今年2月，这位藏友终于同意出让书籍。

“能拿到这套书，一方面是对方觉得我有诚心，另一方面是因为对方了解到我是劳动模范的后代，相信我跟这套书的缘分，相信我会用心对待它们。”杨宝成感慨。

■ “把革命文物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20多年来，总共在红色收藏领域投入了多少财力，杨宝成没有计算过。

“收藏早期，藏品价格往往是我说了算。后来，市场火爆了，完全反过来了，价格由藏主来定，由市场来定。有时，为了一件特别喜欢的小藏品，面对要价和自己不高的收入，我常常陷入煎熬中，担负不起，又割舍不下。”杨宝成无奈地告诉记者，“收回来的东西，我多半不敢跟妻子说实际价格。”

作为普通工薪阶层，杨宝成将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红色收藏。“钱花在收藏上我不心疼，但是花在自己身上我心疼。”杨宝成说，“结婚时，我想了好久才花几千元买了一台电视机，但是花几千元收一件藏品，我从不犹豫。”

曾经有外地的大收藏家参观过他的藏品，开出高价，想带走他的“宝贝们”。但是面对诱惑，杨宝成还是拒绝了。

杨宝成的妻子李钰，从开始的不理解，到慢慢理解并支持他做一名“淘宝人”。“他做的事情很有意义。他讲的这些红色藏品背后的故事，我和孩子都很喜欢听。”李钰说。

延安市延安精神研究中心原主任石和平与杨宝成相识多年，见证了杨宝成多年的收藏活动。他们经常一起鉴赏红色藏品，讨论红色历史故事。

“有时，我淘到红色藏品，如果拿不准，就会找石主任请教，一起研究它的来历。”杨宝成说。

“英雄的后代，从小到大深受红色文化熏陶，能以一颗更纯粹的心进行红色收藏。他们的目的往往更单纯，也更能用心去挖掘每一件藏品背后的故事。”石和平说。

让每一件红色藏品都能找到“家”，是杨宝成的梦想。因为红色收藏，杨宝成交到了各行各业的朋友。

“年轻时，我的好朋友是几个收废品的老大爷。他们走街串巷收到一些旧报纸、旧书籍时，都会给我打电话。我去一看，是好东西，赶紧从他们手里收过来。”杨宝成对这些收藏经历津津乐道。

岁月峥嵘，文物因传承而显得生机勃勃。那些在革命征途上留下的有形或无形的印记，是值得珍视的精神财富。

如今，随着藏品越来越多，杨宝成有了一个新的心愿——办个人藏品展，让观众从红色藏品中见证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从红色资源中汲取奋进力量、传承红色基因。

“革命文物是从历史中走来的，承载着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可以尽自己所能，把革命文物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杨宝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