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晓东

既不找“名人”站台，也不先入为主作序，自己执笔写后记，是我的惯例。

小说《大陕北》中的主人公叫马伯雄，我的祖父叫姬伯雄，他们都是陕北米脂人。前者是无定河东杨家沟的，后者是无定河西姬家石沟的。他们是同一时代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人，是小说让他们合二为一，来共同展示那个波澜壮阔的陕北革命画卷，齐声讲述陕北人民荣辱兴衰的屈辱史、苦难史、奋斗史和辉煌史。

创造历史的人类，也是历史舞台上的演员。生旦净末丑，你方唱罢我登场。小说以一系列真实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为架构，将米脂闹红、榆中学潮以及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红军东征、转战陕北等重大事件展现出来。小说在尊重历史、还原历史的前提下，用文学艺术的手法，将信仰不同、道路不同，经历爱恨情仇、利益博弈、生死搏杀的角色请上异彩纷呈的社会大舞台。通过惊心动魄的事件场景、丰盈复杂的人物内心历程，将非凡岁月中发生的故事娓娓道来，带领读者阔步走入不同人物的灵魂家园。

小说着墨最多的人物非马伯雄莫属。书中的一些情节，包括主人公经历的一些事件，参考了我祖父的经历。祖父一生最辉煌的时刻莫过于在开国大典时站到天安门城楼上。祖父以99岁高龄辞世后，我读到了一篇关于他的长篇回忆文章。文章高度评价他追求进步，追求真理，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的一生，并说他为人正派，淡泊名利，高风亮节，守正不阿。

19世纪末，带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祖父降生在米脂县无定河畔。1917年，他考入省立榆林中学第一期，在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杜斌丞的培养、熏陶下，学业突进，立志救国。榆中毕业后，他回米脂从事教育工作，与革命学生安子文、刘澜涛、马健翎、常黎夫、高仰云等一起进行各种爱国活动。1929年，他先到北平当译电员，后到西安任杜斌丞的秘书。1933年，他回米脂出任教育科长，坚持正义，排除干扰，尽心竭力维护、促进了米脂教育的发展。后来，为响应发展边区经济的号召，他创办起公私合营的米脂万合毛织厂，对推动新民主主义经济起到积极的作用。1946年，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业局副局长、交际处副处长和米脂县县长等职，参与并领导了边区经济建设和米脂土地改革。1949年6月1日，作为榆林军管会的成员，他随解放军入城，接受国民党22军的和平起义。

在外人的眼里，祖父是一个坚定信仰、活出自我的典范。在我的眼里，他是一个白胡子、白眉毛、白头发，身板挺直，衣衫整齐，不少衣服还打着精致补丁的极具幽默感的小老头。

祖父的耳朵，是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被炮弹震聋的。此后，与别人说话，他要么是吼、喊，要么用笔交流，为此常弄出笑话。他的声音如过年燃放的鞭炮，见谁声音小还会幽默地问：“你们放得是‘哑炮’吗？”

20世纪70年代，祖父还在榆林县政协上班。单位的院子里有一棵遮天蔽日的老杏树。每年端午前后，树上总会挂满黄灿灿的杏子，满院飘香，我却只能“望杏止渴”。祖父对垂涎三尺的我们说，黄杏绝不能摘，因为是公家的树结的。待叮咛完毕后，他总会掏出五分钱或一毛钱让我们去街上买好吃的东西。

祖父一身正气，淡泊名利。担任榆林农校（工业学校）校长17年，他为地方培养了大批人才。改革开放后，他有多次机会到西安和北京定居，但他总是以不给组织添麻烦而婉拒。年轻时，祖父踌躇满志，年岁稍长时，他不忘初心，为家乡的教育事业默默奉献。我总能想起他在冬天窑洞里的火炉子上，优雅地煮着热腾腾的咖啡，淡然从容、极其满足。

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一样，有人经常问我，在已出版的小说中，哪本是最好的？我并没有答案。我深知自己的文学天赋一般，能写小说，不过是注重有趣生活的观察与体验，不断获得自我认知，继而产生叙述和分享的冲动而已。我的明显问题，是语言张力缺乏，行文更无多少诗意，这是文学修养和理论素养不到所致。能力的不足，常让我诚惶诚恐，这也是在第一部长篇小说《旱码头》出版后，曾有作家推荐我加入作协，我却不敢加入的原因。我是喜欢文学批评的。如果有人对我的书提出批评，发出尖锐的声音，我会由衷地道一声，谢谢！宽慰的是，为竭力组好词、造好句、讲好故事，我一直在努力提升自己。有人翻看我的书，就是我前行最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