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英 实习生 张潇元

“这条路经常会过大卡车，路面上的井盖有时候不是破了就是不见了，每次带孩子出门我总是提心吊胆。现在好了，每个井盖都有‘身份证号’，丢了坏了很快就能找到。”家住西安市柳亭路的李淑敏开心地说。

7月8日，记者在柳亭路看到，该路段上的每一个井盖旁边均标注有“责任单位”“编号”等字样，这就是李淑敏所说的井盖“身份证”。

保护群众脚下的安全，源自检察机关制发的一份检察建议。2020年6月以来，陕西检察机关与住建部门协作，推动全省各地制定规范性文件68件，建立工作联络协作机制69项，开展专项行动164次，督促整改问题管井，消除安全隐患。

为井盖打造专属“身份证”，是陕西检察机关落实最高检“四号检察建议”、以检察建议助推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践之一。像这样从个案入手、促进类案治理的检察建议，2020年以来，陕西检察机关已提出51647件。

近年来，陕西检察机关聚焦社会治理中的难点、堵点，结合办案实际，主动将办案职能向社会治理领域延伸，助推相关职能部门尽主责、补缺位。

“榆林市人民检察院在办理一起虚开增值税发票案过程中发现，同期手段相似的同类案件高发。随即我们对全省的类似案件进行调研并制发检察建议，通过与省税务局会签加强检税合作协议，共同推动全省税收征管工作规范化法治化。”在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丁鹏敏看来，检察建议的问题源于案件，影响和效果又往往超越案件本身，要达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惠及一方”的社会效果，并非朝夕之功。

“我们以落实一号至八号检察建议为突破口，主动将办案职能向社会治理领域延伸，从‘小切口’入手，解决‘大问题’，努力实现溯源治理。”丁鹏敏说。

以落实最高检“六号检察建议”为例，陕西检察机关聚焦网络空间治理，深入推进“断卡”行动和全链条惩治，去年起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3883人、计算机网络犯罪3466人，同比分别上升162%、188.8%。

与教育、妇联、团委等部门加强协作，开展“检爱同行，共护未来”等专项活动，形成家庭、校园、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协同发力；

与公安、人民银行西安分行、陕西银保监局建立洗钱犯罪联动打控合作机制，与省金融办、省处非办召开专题会议，形成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合力；

加强与应急管理、公安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建立相关工作机制，部署开展专项监督活动，助推安全生产溯源治理；

……

陕西检察机关与相关单位协同联动，构建促进社会治理法治化工作机制95项，形成了以检察建议落实分析工作督导小组为核心、检察长总负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各业务部门齐抓共管的检察建议工作模式。“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司法保障”的检察建议办理社会化工作格局，作为“陕西方案”在全国检察系统推广。

目前，陕西省、市两级党委和56个县级党委已将检察建议办理情况纳入平安建设、法治建设考核。其中，咸阳、榆林已经实现市县两级“全覆盖”，省内8市的“一委两办”及7县（市）的党委还出台了相关检察建议社会化办理工作的《意见》或《办法》，西安市长安区检察院、鄠邑区检察院与同级人大、政协建立代表委员建议、提案与检察建议双向衔接转化制度，实现人大、政协监督与检察监督有机联动。

2022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共制发检察建议16447件，回复率93.07%，采纳率99.67%，较2021年均有提升。其中，针对办案中发现的管理漏洞及社会治理问题，提出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1511件，同比增长28.38%……全省检察机关正协同促进系统治理，持续完善“陕西方案”，不断开创检察建议助推国家治理和法治建设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