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讲好中国故事，陕西历史博物馆（以下简称“陕历博”）历时两年多策划的原创文物大展“玉韫·九州：中国早期文明间的碰撞与聚合”，于1月18日在陕历博试开放。作为系统展示活化“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以下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大考古研究成果的“早期中国”系列展览的第二部曲，“玉韫·九州”展备受瞩目。

1  深厚背景下的展览策划缘起

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百余年来最重要的研究主题。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20余年来，经过20多个学科400余位专家的共同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成果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而且对于我国民众以及全世界的炎黄子孙了解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关注，一直以来也是陕历博的学术重点之一。陕西以其特殊的地理历史地位，成为人类重要的诞生地，中华文明的摇篮，周、秦、汉、唐等十四个王朝的建都之地，以及古丝绸之路的起点。陕历博作为集中收藏和展示陕西历史文化的综合性博物馆，其藏品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自然也呈现出与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密切相关性。作为陕历博基本陈列的“陕西古代文明”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即为“文明摇篮”。因此，陕历博不管是出于对自身藏品的研究，还是出于对基本陈列内容的更新和拓展，都不能不关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进展和取得的丰硕成果。

陕历博研究人员注意并认识到，尽管学术圈内关于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讨论非常热烈，但广大公众却对之知之甚少。作为公众文化传播机构，博物馆的展示传播无疑是一条展示和活化考古研究成果的重要途径。经过梳理十余年来全国各大博物馆推出的历史文化类展览，陕历博发现专门阐释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的综合性历史文化类展览非常少见。因此，系统转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考古研究成果，全面阐释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伟大进程，显然大有可为。为此，陕历博从2017年起就开始筹划“早期中国”系列展览，试图以彩陶、玉器、冶金三重视角，依次解读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伟大进程。其中第一部“彩陶· 中华——中国五千年前的融合与统一”展览（简称“彩陶·中华”展）已于2020年1至7月成功举办。

2020年9月，正当第一部“彩陶·中华”展圆满闭幕，第二部“玉韫·九州”展刚刚启动之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以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了第23次集体学习会。2022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举行了第39次集体学习会。应该说，陕历博策划的“早期中国”系列展览三部曲确实适逢其时，特别是第二部“玉韫·九州”展的策划和实施，更是伴随着学习贯彻两次会议精神而不断向前推进的。

2  宏大主题下的展览意义建构

博物馆展览究其实质就是通过对展品的阐释，将隐藏在物件背后的信息呈现出来，并将所有呈现出来的信息链接在一个逻辑清晰的网络之中，并藉由明确的主题思想统领，建构出展览的意义，从而为公众提供一个完整而系统的展览叙事。

提炼展览主题。

我国境内目前发现的最早玉器，见于距今9000年左右位于三江平原的小南山文化。之后，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不同族群的人们都先后开始选取玉或美石制作工具、装饰品，乃至祭祀礼仪用品，从而使玉器成为体现中国史前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原始信仰和观念形态最为重要的代表性遗存。特别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及末期，也即距今5500年至3800年期间，玉器更成为社会开始复杂化之后涉及重要资源、高级工艺、社会权利的重要物证。而且，玉石材料的坚韧、玉器形制的精巧、玉器加工工艺的高端和复杂，都使得玉器成为最为合适的远距离交流、融汇的物质。所以，玉器在纵向时间轴上能成为区域文化发展的标志，在横向空间上能成为不同区域文化交流、融汇的代表。

陕历博提炼出“玉韫·九州”展的主题，那就是以新石器时代晚期和末期玉器在各区域文化中的兴衰及其互动，探讨这一时期玉器在不同区域助推和强化神权、军权和王权的不同文明起源发展模式，呈现以玉为代表的各种文化元素在不断向中原汇聚的过程中，经由“藏礼于器”“以器载道”，使得玉器所承载的思想观念不仅有力推动着各区域文明的一体化进程，而且逐渐成为泽被后世、影响深远的中华礼制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展览标题是表达展览主题的重要载体，陕历博通过主标题和副标题共同呈现展览主题的丰富内涵。晋人陆机在《文赋》中说：“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意思就是山因为蕴藏美玉而光耀生辉，水因为蕴藏美玉而润泽妩媚。“九州”最早出现在《尚书·禹贡》中，相传古代大禹治水时，把“天下”分为九州。战汉以来“九州”更成为古代中国的代称，而且“九州”的概念也与古国时代“万邦林立”的社会形态相吻合。正是基于以上考虑，陕历博以“玉韫·九州”作为展览的主标题。这个主标题在表层意义上是指九州处处蕴藏美玉，使得中华大地山辉水润；在深层次意义上则是指华夏民族爱玉崇玉，助推中华文明玉汝于成。关于展览副标题“中国早期文明间的碰撞与聚合”，是因为展览内容聚焦的时段正是中国早期文明发生、发展的关键期，而重点展示的则是这一时期不同区域玉文化的自身传承、互动交流，以及最终的汇聚融合，所以此副标题旨在揭示中华文明早期发展基于碰撞与聚合所呈现出来的多元一体化特点。

梳理展览叙事重点。

展现史前玉器在不同文化区的发生发展及互动交流是展览叙事的第一大重点。通过在每个区域中按时间轴梳理玉器及玉文化从早到晚的发展变化，分析以玉器为代表的各区域文化之间的互动，从而构建起关于中国史前玉文化的总体概貌。

陕历博综合了诸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作为陕西博物馆人的策展视角，重点突出了六大区域，即以西辽河为中心的东北地区、以长江下游为中心的东南地区、长江中游的江汉地区、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甘青地区、陕西地区。将陕西地区作为一个独立的区域，虽然是策展视角的体现，但也有其学术立足点。近年来，陕西地区发现了较为丰富的新石器时代玉器文化遗存。这些玉器文化遗存从时间上涵盖了新石器时期不同的文化时段，从空间上覆盖了关中、陕南、陕北三个不同的文化区域。而且，陕北属于北方文化圈，关中属于中原文化圈，这样独立出来不仅能弥补前五个区域没有涉及的“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也能以陕西关中地区作为代表，特别是通过关中地区太平遗址的最新考古发现，一窥中原地区史前玉文化的发展概貌。

分析史前玉器在不同阶段不同区域对文明起源发展模式的影响是展览叙事的第二大重点。研究显示，在距今5500年至4300年的古国时代早期，也即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以红山、良渚、石家河、大汶口文化的崛起为代表。这一时期中国各地史前文化加速发展并相继达到区域文明的巅峰，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首次高潮；在距今4300年至3800年的古国时代晚期，相当于中国新时期时代末期的龙山文化，以陶寺、石峁和中原核心区的区域文明中心为代表。这一时期跨区域间的交流频繁，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加剧，并发展出新的文明形态。

结合上述研究成果，展览选择第一阶段的红山、良渚和第二阶段的陶寺、石峁四个典型遗址，进行区域文明起源模式分析。在分析每个遗址时，则从遗址所体现的社会复杂化以及玉器在社会复杂化过程中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两个层面上展开。社会的分化和复杂化，是不同的人及人群所掌握的资源、技术，包括知识体系以及思想观念的不同而导致的。同时，也正是因为上述诸种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文明起源发展道路和模式。玉器作为当时最重要的资源、最高端的技术和承载着丰富精神内涵的物质载体，则成为推动不同文明起源发展道路和形成不同发展模式的重要力量。

探讨史前玉器在中华传统礼制文明起源和发展中的作用是展览叙事的第三大重点。礼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内容，是中华文明有别于其他世界文明的独特品质。根据《说文解字》解释，“礼”是一种通过事神媚神以期获得福佑的行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开始出现贵贱和贫富的分化，相应地，祭祀的次序和等级也逐渐有所区分，程序和资格也必须得以认定，而这种区分和认定则会进一步强化社会的分化，从而逐渐形成对权力的尊崇。当这种区分和认定被不断规范并最终实现制度化时，中华礼制文明便得以真正形成。所以，正是在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基础上，中华文明逐步凝练升华出礼敬天地、宗事先祖、尊崇王权的礼制文化，即所谓“礼之三本”。

在漫长使用石器的基础上，中国古人发现了“石之美者”。“玉由其夺人的物理性质和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而成为最佳和最主要的交通天人的媒体”，因此，古国时代的人们将祭天、崇祖、尊王的意蕴深植于玉器的器形或纹饰中，使其成为最重要的祭祀礼仪用器。

构建展览叙事文本。

陕历博用三个单元“技术·流变”“区域·文明”“玉礼·中国”，分别勾连起展览的三大叙事重点，从而构建起展览的叙事文本。

第一单元的“技术·流变”分为“美玉良工”和“玉华四方”二章。其中，第一章的“美玉良工”又分为“何以为玉”和“切磋琢磨”两节，重在阐述玉器的概念和制作工艺；第二章的“玉华四方”则通过“玉出东北”“瑾瑜东南”“琼林海岱”“玥凝江汉”“玉璨陇右”“玉润三秦”六节，勾勒玉器在不同区域的分布和传承，以及玉器在不同时空下的交流互动。

第二单元的“区域·文明”分为四章。其中，第一章的“辽西圣地——红山”分为“祭祀中心”“唯玉为葬”两节，第二章的“水乡泽国——良渚”分为“聚落繁荣”“权力信仰”两节，第三章的“中土之国——陶寺”分为“王城气象”“王权至上”两节，第四章的“河曲石城——石峁”分为“聚落城防”“藏玉于墙”两节。分别从遗址所体现的社会复杂化以及玉器在社会复杂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两个层面上，阐释四个遗址不同的文明发展道路和模式。

第三单元的“玉礼·中国”分为三章，展示了史前玉器所蕴含的祭天、崇祖、尊王这“礼之三本”的深厚基础。第一章的“恭祀天地”通过“璧象天道”“琮贯方圆”两节，重在阐述古人按照他们所理解的天圆地方观念制作圆璧方琮，以发挥“制器尚象”和“同类感通”的法力，从而祭祀天地。第二章的“龙飞凤舞”通过“龙行天下”“凤舞九州”两节，重在阐述在“万物有灵”观念主导下，自然界的动物被视为天地的使者将生命带给人类，而随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撷取拼合了多种动物元素的龙凤形象，更被赋予了超乎一般的神性，不仅被广为认同，而且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图腾。第三章的“礼仪万邦”通过“斧钺王权”“玉刀皇皇”两节，重在阐述原本作为生产工具的石质工具，伴随着财富的累积，社会分化的日益明显，被改用玉料制作，其功能也相应地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符号。

3  创新理念下的展览展示传播

陕历博创新性地构建了“一轴、一线、一区”的展示体例，以及“1+N”的多种传播手段，以充分展示展览的宏大主题和丰富内容，并力求在更大范围向更多受众传播分享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这一重大学术成果。

所谓“一轴”，即文物展示中心轴。陕历博从全国15个省区市48家文博单位，精挑细选了450余件玉器精品和其他相关文物作为主要展品。文物展品中既有各个文化中的代表性玉器，如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出土的勾云形器、斜口筒形器，良渚文化反山王陵20号墓出土的神人兽面纹玉琮、玉璧、玉钺等，陶寺遗址王级大墓出土的玉钺，石峁遗址出土的墨玉牙璋、玉人头像等；也展示了最新考古发现的玉器遗存，如体现太平遗址中心性聚邑性质重要物证的12件玉器，就是最新重大考古发现的首次公开展出。

所谓“一线”，即内容辅展线。文物自己不能说话，通过辅展文字、图表、模型、辅助展品、设施等多样化的展示元素，可以与文物展品一起共同诠释展览意义。博物馆藏品的价值和意义“应该由其原存的脉络中去探索，或即尽可能地保存于其原始脉络中，才能彰显其较完整的意义”。为了让展品“重回”其原始脉络，此次展览陕历博创新性地在相关章节运用了十二张地图以更直观地呈现展品“故事”发生的时间、空间以及其所处的文化情境，让它们与其他展示元素一起共同串联起展品的原始脉络，从而更直观地编织起展品的“意义之网”。

所谓“一区”，即互动体验区。在双层“回”字形的展示空间中，将大约120平方米的中心空间独立出来，设置了影视放映、供拍照打卡的造型墙、展览学术资源分享、青少年活动区域等内容和板块，以满足不同观众进一步探究体验展览内容的需求。

所谓“1+N”的展示传播手段，即以展览本身作为主项目，同步规划与展览内容相配套的学术讲座、学术会议、学术图录、通俗读物、教育活动、宣传活动、观众调查、文创产品等子项目，从而形成展览多样化的传播模式。目前，展览配套学术讲座已举办了18期，共有大约150余万人在线或通过回放收听了18位学者关于玉器与“早期中国”的研究成果分享。40余万字的学术图录即将付梓印制，“策展人说玉”教育课程和通俗读物的编撰已经启动，核心配套文创产品2022《陕博日历·玉韫九州》已经成功出版发行，其他各个子项目也都在陆续推进中……

“玉韫·九州”展所聚焦的时代是中华文明诞生和早期发展的关键阶段，不仅波澜壮阔，而且异彩纷呈。如何用博物馆展览讲好这个宏大的主题和伟大的故事，策展团队面临着很多挑战和困难。但两年多来，陕历博积极迎接各种挑战，在不断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中，希望能在“早期中国”系列展览第一部“彩陶·中华”展的良好口碑上续写新的篇章。

陕西历史博物馆供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