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孩

岁末年初，西安下了小雪。北京也下了，很小，只在北部山区。看了一眼台历，不觉已过了元旦。

有天早晨，夫人早早起来送女儿去参加研究生考试。迷糊间，我做了一个梦，梦到莫言到了我北京郊区的老家。莫言穿着蓝色中山装，留着那一绺充满智慧的头发，冲我笑着。我说：“您今天怎么有时间到我家里做客？”莫言说他只是路过。我忙张罗夫人给莫言沏茶，顺便把桌子支在土炕上，和莫言无边际地聊起来。主要是谈乡村，谈曾经的文学往事。我说，您讲的捡麦穗的故事我有过亲身经历。

梦醒之后，我想不起在梦里莫言是什么时候离开我家的。随着年龄的增大，进入腊月的小寒时节，我已经变得无心或不屑再去计较一些人和一些事，想得更多的，是在这样的季节，那些曾经给过我温暖的人。

譬如，四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叫黄秋菊的女知青。

黄秋菊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我们京郊农场插队的女知青。她被分配在果园。我儿时住的村子，与这个果园只隔一条公路。岁月流转，果园陪伴着我长大。我记忆里有两幅画面，一个是在春季苹果花、桃花盛开的时候，我每天早晨去果园里读书，那里有花香、蜂鸣、蝶飞。另一个是在冬天，我在白茫茫的雪野中寻着野兔的足迹，去发现它们的窝。

还有一件小事让我记忆深刻，那就是捡树枝。

那个年代，不论农场还是农村，烧煤气还没普及。绝大部分家庭，都是靠烧煤和烧树枝来生火的。1978年冬季，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到果园捡树枝了。捡树枝也是有规矩的。大些、粗些的树枝，工人们剪完后就会打理成一捆，然后绑定在自行车行李架上，等下班时在我们艳羡的目光中带走。而我们只能在他们走后，将剩下的细小的树枝捡在一起，再用竹筐背回家。

小寒之后的果园，大地都冻得梆硬梆硬的。我们那时家里穷，穿着薄薄的青布棉袄，里边什么衬衣衬裤也没有，冷风吹过能从头凉到脚。有几次，我真不想去了。可不去又咋办呢，家里还需要树枝呢。

大约捡了半个月树枝，忽然来了一个高个子果园女职工，她的同事都亲切地叫她小黄。小黄不仅个子高，还长得漂亮，圆脸，大眼睛，皮肤白净，特别是两条长辫子甩在脑后，别提多美了！或许是出于对漂亮女职工的好奇，我们一帮小孩子都围在远处的树下看着小黄剪枝。

小黄剪树枝的身段煞是好看。她剪树枝的声音清脆得很，我想形容那声音像啄木鸟，但又觉得比啄木鸟还好听。大概每个孩子都被小黄的美丽给迷住了吧。一天，有同伴问，谁敢到小黄的树下去偷树枝？伙伴们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吱声。同伴又说，他发现一个秘密，每次小黄下班，她都不要任何树枝，骑车就走。这话我记在心里。

印象中，20世纪70年代的寒假要比现在的长，留的作业要比现在少。但我没把那些空余的时间都用来玩耍，在捡树枝的空隙，我拿本书去读。一天早晨八点半，我第一个来到小黄剪枝的树下。小黄上树的样子灵巧，但有些地方实在够不到，需要搬梯子。看到她搬梯子，我自然地跑过去，用冻得通红的双手帮她扶着。小黄见我认真的样子，问：“小同学，你多大了？”

“11岁。”我怯怯地回答。

“哦，你和我弟一般大啊！你叫我姐姐吧。”小黄爽朗地说。

“你为什么不要树枝啊？”我很关心这个问题。

“我家在城里，烧煤气，不用树枝。”

“你弟弟在城里寒假玩什么呀？”我好奇地问。

“去北海溜冰，去胡同里玩打仗。”

“我爷爷家也在城里”，我想努力与小黄拉近距离，“可是，只有春节时我爸爸才带我去。”

“你爷爷家住在哪里啊？”

“白塔寺。”

“哦，离北海不远。我家住在北新桥。”

小黄家住的北新桥在哪里，当时的我一无所知。不过，她说她弟弟溜冰的北海离白塔寺很近，在无形中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那一刻，我真的想叫她一声姐姐。

10分钟后，小黄将南面一侧的树枝剪完，在歇息的空当对我说：“从明天起，你不用这么早来，天多冷啊！你在家好好读书，下午五点以前来，我都会把树枝理成捆给你留着。”

小黄的话让我很感动，很温暖，只可惜我那时还不会说“谢谢”二字。

从那以后的二十多天，我每天都按她说的时间去背树枝。有几次我提前到了，她会冲我甜甜地暖暖地一笑。我若是去晚了，她会坐在捆好的树枝上等我。每次我把树枝绑在筐上费力站起来的时候，她都会在后面用力地把我扶起来。

后来，传来高考和知青返城的消息。看着知青们一个个离开村里，父亲和乡亲们是那样的依依不舍。很多知青纷纷到我们家串门，似乎有说不完的话。我妈对我说：“到啥时候都不能忘了你有一帮知青好哥哥好姐姐啊。是他们帮咱们家盖房子打家具啊！他们任劳任怨，起早贪黑，没吃过一顿饭啊！”

我记住了知青与我们家之间的情谊。那时，我还没有告诉我父母，在那年寒冷的冬天，有一个知青姐姐，她用一把剪刀和剪下的树枝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冬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