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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积岐
住在我家隔壁的生产队长撺掇我去蔡家坡造纸厂卖麦草。我说:“从咱们村到蔡家坡造纸厂来回80里路,两条沟,四面坡,还不算蔡家坡那条长长的坡,咱们当天去,能回来吗?”生产队长说:“能行,起来早一点,天擦黑就回来了。”我有点畏怯。生产队长又来撺掇。他说:“一百斤麦草一块五毛钱,你不要多拉,拉七百斤,就能卖十多块钱。”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于农民来说,十多块钱,确实是沉甸甸的。一斤小麦才卖二毛五分钱。
当天下午,我在打麦场上将麦草打成捆子,装上架子车。第二天黎明时分,我和生产队长拉上架子车,去蔡家坡造纸厂卖麦草。那是1983年秋天的一天。
在通往蔡家坡的公路上,几辆去蔡家坡造纸厂卖麦草的拖拉机从我们身旁经过,放慢了速度,年轻的司机扭头看了我和生产队长几眼,目光里的惊诧多于自豪,也许,他们在这条路上还没有见到过有人拉着架子车去四十里以外的纸厂卖麦草。必经的两道坡,拖拉机爬上去的时候也要怪叫着吐出黑烟。也许,他们担心,我们怎么把一架子车麦草拉上坡。
第一道坡叫河家道坡。这道坡不算太长,坡度不是很陡。我的腰身弯下去,脚紧扣着路面,一步一步向前挪。我的架子车不是走直线,而是斜着走,或偏向右,或偏向左,这样可以缓解坡度的压力。我没有遵守靠右行走的规则,后面的小车司机按响喇叭,喇叭声十分暴躁,带着愤怒从我的身后“刺”过来。司机双目怒睁,满脸不屑,头从摇下的玻璃车窗中伸出来,说了一句脏话,话像石头似的砸向我。我的羞耻心被汗水洗干净了,小车司机的话语再脏,我也无力去计较,鼓足力气,拉动架子车,给小车让路。等小车开过去,我张大嘴巴喘气。第二道坡叫杨柳村坡。这道坡不仅长,还有几处转弯,而且陡。我不知道坡度是多少,假如放一碗水在最陡处,碗中的水都会流出来。我的腰身弯下去的程度几乎和架子车的车辕平行了。架子车不是在路面上向前走,而是在扭,在拧,一寸半寸地向前扭着,拧着。我的汗水像笔下的汉字,一个紧挨着一个,排列在人生的稿纸上,体内的水分似乎会在这面坡上流干流尽。大约一个小时,我们终于上了坡。我将架子车向路右边挪了挪,扑倒在地,四肢不收,躺在架子车前面的路上,一动也不想动了。生产队长说:“走,起来走,不能歇,歇的时间长了,就走不动了。”我睁开眼,看着头顶的蓝天,湛蓝的天像昨天一样美好,光线十分温柔,仿佛在抚摸我的身体。路两边的树和花都笑眯眯的,地里的玉米安闲而自在。它们用浓稠的绿色给生活增添了美景,可是,这美景和我无关。它们减轻不了我的疲惫,替代不了我的劳动。我爬起来,把自己塞进了架子车的两个车辕中间,双手抓住车辕,拉动了架子车。幸好余下的路平展展的,我的步子快多了。
下了蔡家坡那道长长的坡,向西再走三四里路,就是蔡家坡造纸厂。到了纸厂门口,我的心又揪紧了,卖麦草的手扶拖拉机排了二里长。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轮到我们过秤。我们只能排在拖拉机后面等待。我和生产队长轮流去造纸厂里的水龙头跟前喝了一肚子凉水,蹲在架子车跟前,吃了两块带来的蒸馍。大约下午四点,终于轮到我们过磅秤了。
过完秤,负责收麦草的年轻人指了指距离磅秤不远处的一个麦草垛子说:“把麦草背上去,垛好。”我抬眼看,麦草垛子有三层楼房那么高。那些卖麦草的农民们背着麦草捆子,踩在通向麦草垛子顶部的木板上,一步一步向上挪动,那样子,就像在坡地里犁地的牛。我无奈地走到我的六捆麦草跟前,它成了我最恨的东西。一路上,我被它榨干了汗水,卖了它,还要背着它上麦草“山”。等我把六捆麦草背上了麦草垛子,头嗡嗡地响,身子仿佛一根麦草那么轻,一步也不想挪动了。
蔡家坡那道漫长的坡好像煮不烂的牛筋,嚼了又嚼,难以下咽。虽说是上坡路,但毕竟拉着空架子车,路上的车辆和行人不多,一个多小时后,我们上了坡。我不是没有意识到,我的体力和所承受的劳动很难成正比。正因为难以承受,我必须忍耐、坚持,承受很难承受的压力。生活就是如此荒诞。当生活的大手使劲地将你向烂泥中按的时候,你必须奋争,不至于趴下,这才叫活着。
回到家里的时候,月到中天。皎洁的月光好像刚刚生成似的,新鲜、亲切,慷慨地堆满了院子,如同丰收时挂在枝头的葡萄。妻子接过我给她的十一块三毛钱,说:“这钱挣得太难了。”吃毕饭,我坐在房檐下,看着清澈的夜空,柔和的月光洗刷着身上厚重的汗味儿。一天行走八十里路,在八十里路的尽头不只是疲倦,还有这开启心智的月光。柔软的月光给人世间洒下的是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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