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陶玉琼

如果遇到有人需要帮助的情况，你愿意施以援手吗？

这，本不该是个问题。

扶危济困、互助友善，是中华民族传承千百年的美德。

然而，近日湖南祁东“老人进店休息离世店家遭索赔”一事刺痛了社会神经，让最简单的道德考题再次变得沉重。

“现在好人是真不好当。不管闲事，起码能保证不会惹祸上身。”西安市民孙舒畅的话道出了无数人的隐忧。

从2006年“南京彭宇案”引发的社会震动，到如今每隔一段时间便卷土重来的“救不救”“扶不扶”的争议，普通人的善意似乎正在被现实“后果”反复盘问：危急关头，该伸出援手吗？

助人施救无须担责，法律为善意撑腰

“从目前媒体披露的事实看，此事的是非曲直，在法律上并无模糊地带。”8月26日，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李康宁解释，依据我国民事侵权责任的基本原则，一般情况下无过错则无赔偿。同时，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明确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意味着，法律规则层面，施救者不仅无过错无须赔偿，即便是善意施救的过程中不慎给受助人造成了一定损害，也可以依法免责。

“危急时刻，情况瞬息万变，我们不苛求施救者在紧急施救过程中还能精准把控行事分寸。”李康宁说，这一“好人条款”的背后，是国家以立法的形式，提倡并保护守望相助的善良风俗。

与此同时，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制度设计通过为挺身而出的善意行为给予经济补偿与保障，解决公众付出善意的后顾之忧。

记者查阅到，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案例中，药店店主孙某对出现心脏骤停现象的齐老太实施心肺复苏，施救过程中造成老人肋骨骨折及肺挫伤，老人家属因此起诉索赔，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驳回诉讼请求。此外，浙江、海南等地法院也有类似为救助人保驾护航的判例，以鲜明司法态度让“帮不帮”不再成为拷问人心的艰难抉择。

李康宁表示，法律之所以给予施救者如此宽厚的保护，正是洞悉了现实的困境：倘若每一次善意出手，都暗藏被追责索赔的风险，不少人出于自我保护，便会做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选择。“法律不能强人所难，但至少能保障善心不会背负无妄之灾。”李康宁说。

白纸黑字的制度下，为何还有“好人吃亏”

“扶老人被索赔”事件中，最让民众唏嘘的是在有关部门确认店主没有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况下，店主一家还是支付了一笔1.9万元的“人道主义补偿”。

法律上的“无责”，没有换来现实中的“无事”，反而再次上演了一出“好人吃亏”的戏码。

问题出在哪里？

“症结不止一端。”陕西浩公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浩公认为，首先组织调解从根源上就存在瑕疵。调解的前提，是双方存在真实、合法的民事纠纷与权责争议。此事件中，店主无过错、无责任，双方本不存在侵权关系与债务争议，相关部门仅因死者家属情绪激动、宣称要“抬尸堵店”等极端方式施压便从中调解，以息事宁人为借口引导店主付出本不该付出的代价，显然违背了调解合法、自愿、公平的基本原则。

在王浩公看来，如果死者家属公然以非法手段逼迫他人“掏钱消灾”，影响店主正常经营，那么这一行径就涉嫌敲诈勒索。基层执法部门理应依法坚决制止、从严惩处，守住法治底线，而非以息事宁人的惰性思维，通过调解让无责的善意者妥协让步。

“这本质上是对违法行为的纵容，是助恶压善。”王浩公说，基层执法、司法以及调解等工作，必须坚守法治思维、恪守依法行政原则和公平正义底线，要在维护社会安宁稳定的同时，弘扬社会正气，惩恶扬善、扶正祛邪，绝不能为了快速化解矛盾、平息事态，牺牲守法者的权益。他表示，基层工作方式可以灵活，但不能丧失原则；情理法理可以兼容，但不能背离法治。

这起事件也反映了普法工作的任重道远。为何“死者为大”能被当作道德绑架、无理索赔的工具？为何还有群众认为“出事就有理、闹事就获利”？王浩公分析认为，根源在于相当一部分人对法律缺乏基本认知，法治意识淡薄。“如果懂法，就不会将传统人情观念凌驾于法治规则之上，理直气壮地闹事。”王浩公说，现阶段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值得肯定，但觉醒的不该只是“要赔偿”的意识，更应该是自觉尊法守法、依法办事维权的意识。

“法治的进步，不在于法条写得多漂亮，而在于每个人遇到事时，能相信法律、依靠法律。”王浩公说。

莫因个案的荒唐，影响社会向善风气

一次“好人吃亏”，可能吓退千百个“下一次”——这才是一笔莫须有赔偿背后最沉重的代价。

令人宽慰的是，此事件经舆论发酵后，在当地相关部门的推动下，死者家属认识到索要赔偿的行为不妥，目前已将1.9万元返还店主。

可是，不少网友提出，法律上虽有“好人条款”，但法治温度的可感可及不能每次都靠当事人自己“硬刚”和舆论声援。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李康宁表示，每一次社会矛盾的出现，都是对制度适用和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考验。相关部门要坚定站稳法治立场，敢于顶住压力向“不法”亮剑，也要旗帜鲜明弘扬“真善美”。

“比如，调解制度本身是好制度，但对不合法、不合理的诉求进行调解，就可能让好制度沦为助恶的工具。希望这次‘闹剧’能成为一堂教育警示课，让基层少一些为息事宁人‘和稀泥’的做法，让更多人明白，‘谁闹谁有理’在法律面前站不住脚。那些顶着‘受害者’名头无理取闹，实施道德绑架，甚至出现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行为苗头的人，会付出法律代价。”李康宁说，要推动“好人条款”在类似案例中被更广泛地援引、切实落实。只有每一次善意救助都得到法律坚定而明确的保护，人们在伸出援手时才会有底气、有尊严。

这场风波叩问的不只是执法底线，还有整个社会对善意的态度。王浩公建议，可以借此事完善相关配套机制，对经查实属于无理缠闹、以非法手段胁迫他人“花钱消灾”的行为，除了不予支持其索赔主张外，还可以启动反向追责机制——闹事者需承担给对方造成的经营损失、精神损害等赔偿；情节严重的，还可以以扰乱社会治安给予其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要依法以寻衅滋事罪等追究其刑事责任，让“闹了就得利”变成“闹事有成本、讹人有风险”，从源头斩断社会歪风。

个案的荒唐，不该成为整个社会冷漠的理由。受访专家表示，法治完善、制度落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民法典设立“好人条款”已然筑牢为善意撑腰的法治基石，个别“按闹分配”的乱象只是法治推进中的阶段性问题，绝不是社会的常态，不能因此动摇整个社会的互信根基，民众更不能因此见危不助、袖手旁观。人心向善，社会才有温度；人人互助，才会人人受益。

为众人抱薪者，终不会冻毙于风雪。希望下一次，当你我遇到有人需要帮助时，依旧能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