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巍

近日，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读到习近平总书记引用的一句古语：“非知之难，行之惟难。”总书记还强调“知行合一，贵在行动”。读后很有感触，于是穷究了一下，发现其中大有文章。

“非知之难，行之惟难”出自唐代政治家魏徵的《十渐不克终疏》，完整的上下文是“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魏徵在这里强调了认知、实践与坚持到底三重境界的递进关系，指出理解道理并非最难，真正的困难在于行动；而从开始行动，到能够坚持实现目标则更为不易。

从古至今，“知”与“行”都是十分重要的哲学命题，也是每个人需要面对的人生课题。“非知之难，行之惟难”的起源可追溯至《尚书·说命中》的“非知之艰，行之惟艰”。这是中国古代较早的关于“知”与“行”关系的表述。不过，这一命题的历史论述与实践例证已远超其最初的意义，在历代思想家与政治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到了不断深化、验证与反证。

先秦时期，对于知行观就有多元的解读。荀子提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将学习过程系统划分为“闻—见—知—行”四阶段，将“行”确立为认知的终极目的与检验标准。道家虽不直接言“行难”，但《道德经》里“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暗含对空谈理论的警惕，强调体道于行，与“行之惟艰”相呼应。

宋明理学中，知行关系实现了哲学上的跃升。王夫之在批判程颐、朱熹的“知先行后”与陆九渊、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基础上，提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主张实践涵盖认知功能，认知无法替代实践。他将“行”扩展至生产实践，使知行观从道德践履层面跃升到唯物主义认识论，成为古代知行理论的集大成者。

历史上历代政治家的治理实践，也在成功与失败中验证着知行哲学。宋代王安石变法是一场理想与现实激烈碰撞的改革实践。其“知”具有前瞻性，主张“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试图通过国家干预经济，盘活社会财富，如青苗法、方田均税法等。然而，在“行”的层面，变法触动了地主官僚的利益，引发激烈党争，而用人不当导致执行者以敛财为能事，加重了百姓负担。虽有先进理念，但“知”无法贯通于“行”，知行割裂，功败垂成。

明代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是一场知行高度统一的改革实践。他的“知”是建立在对明代财政系统性崩坏的深刻洞察之上的务实判断：赋役名目繁多，导致百姓苦不堪言而国库空虚，土地隐匿、豪强逃税严重等。改革的目的是让国家真正收到税并减轻底层负担。在“行”的层面，张居正展现出罕见的执行力，面对官僚、豪强、权贵的抵制，他以高压手段扫除障碍。尽管他死后改革被废，但“一条鞭法”的制度被延续下来，演化为后来的“摊丁入亩”。

清代“摊丁入亩”是一场赋税制度革命。这一改革建立在对明朝至清初赋税制度深刻反思的基础之上。康熙提出“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正是对“丁银”制度导致人口隐匿、税负不均问题的清醒洞察。而雍正将固定丁银总额摊入田亩，按土地多寡征税，彻底终结了延续两千多年的人头税。面对地主阶层与地方官员的强烈抵制，雍正以中央权威强力推行。这场改革的成功，在于它是以现实问题为导向、以制度创新为工具、以政治勇气为推力的知行合一的系统性变革。

从历史的视角看，尽管人们对“知”与“行”的关系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有的偏重“知”，强调“知难行易”“知先行后”，有的偏重“行”，强调“知易行难”“行高于知”，但都从不同层面肯定了两者互相依存的辩证统一关系。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启示我们，“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坚持知行合一，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中，不断增强实践的能力和本领，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强调“知行合一”。他说：“学到的东西，不能停留在书本上，不能只装在脑袋里，而应该落实到行动上，做到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以行求知，正所谓‘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面对时代发展、社会进步，面对每个人所承担的责任义务，我们既要不断学习新知识、积累新经验，又要勇于实践、敢于创新，在知行合一中积累知识、增长才干、实现自己的价值追求，在知行合一中肩负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使命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