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祎黎

陕西种植枣树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先秦时期。《诗经·豳风》记录了七首西周时期流传于豳地的民歌，其中脍炙人口的《七月》里有“八月剥枣，十月获稻”的句子。

到了汉代，枣树的培育技术更加成熟，果实颇受达官贵族青睐。志怪小说《汉武帝内传》描写西王母招待汉武帝的宴席上有“玉门之枣”，可见枣在汉代饮食中的地位。

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说“枣性燥”，凡是“不任耕稼”的地方都可以种枣。随着时间的推移，陕北逐渐成为枣的核心产区。榆林市佳县泥河沟村的“枣树王”，至今仍然枝繁叶茂、果实累累。

陕西出产的水果里，与红枣一样知名的或许要数苹果了。

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对上林苑里果树的描写便提到了“亭柰厚朴”，其中“柰”应该就是原始状态的苹果。

除了“柰”，苹果又被称为“林檎”。唐代诗人郑常说：“唐永徽中，王方言于河滩拾得小树，栽之。及长，乃林檎也。进于高宗，以为朱柰，又名五色林檎。”宋词大家周邦彦首创词牌“红林檎近”，为中国文学增添了一些香甜之气。除了文学价值，苹果的药用价值也深受瞩目。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苹果：“气味酸、甘、温……消渴者宜食之。”

相比于红枣和苹果，来自异域的石榴在陕西有悠久的“定居史”。据西晋张华《博物志》载：“汉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故名安石榴。”张骞将引进的石榴种植在上林苑内，陕西由此成为石榴的第二故乡。石榴很快具备了颇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意蕴。后来，石榴成为多子多福的象征。

除了多籽，色红也是石榴惹人喜爱的原因之一。

早在南朝，仕女们已用红蓝花制成红色颜料点染自己的罗裙，“石榴裙”从此成为美人的代称。多年后，石榴的红愈燃愈烈，一个个“红粉青娥映楚云，桃花马上石榴裙”的女子行走在长安的山光水色、亭台楼阁之间。就连贵妃也被石榴的风采所倾倒。有古书记载，临潼华清宫中：“温汤七圣殿，绕殿石榴皆太真所植。”石榴的红在三秦大地摇曳生姿，写下浓墨重彩的夺目篇章。

通常被认为与石榴一同从丝绸之路来到陕西的水果还有葡萄。作为早期汉字音译的外来词，葡萄在《上林赋》《史记》等作品中被写作“蒲陶”，后来，“蒲桃”“蒲萄”“葡萄”混用。人们认识到这其实是一种藤本植物，才确定以“葡萄”为标准写法。虽然“葡萄”二字的书写规范确立的时间很晚，古人对于葡萄的特性却早已明了。首先是酿酒。《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大宛、安息等西域诸国皆擅以葡萄酿酒，酿酒之法也随同葡萄一起传入中国。诗人庾信的《燕歌行》中说“蒲桃一杯千日醉”，葡萄酒的醉人之美已然初见端倪。唐代诗人王翰的《凉州词》中，“葡萄美酒夜光杯”的诗句让葡萄酒成为文学史上著名的意象。

葡萄与石榴一样为古人的服饰增色不少，汉代著名的“蒲桃锦”便是以葡萄的枝蔓、果实为主题纹样。有趣的是，人们常在诗文中将葡萄和石榴这两位“老乡”并举，用以彰显生活的美好。如南梁萧绎的“樽中石榴酒，机上葡萄纹”，初唐乔知之的“石榴酒，葡萄浆，兰桂芳，茱萸香。愿君驻金鞍，暂此共年芳”等。在落户陕西两千多年以后，葡萄已经成为陕西的主要水果种类。科研人员培育的“阳光玫瑰”“户太八号”等品种，成为陕西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美味。

在陕西由南到北、从东至西走一趟，就会发现陕西的水果不止红枣、苹果、石榴、葡萄。

同被司马相如写进《上林赋》的柿子色红似火、晶莹透亮、皮薄如纸，可酿酒又可做醋，柿子饼更是久负盛名的陕西小吃。

白鹿原樱桃，娇美艳丽、细腻多汁，是京兆府里的贡品佳果。猕猴桃这种常被人认为来自海外的水果，其实在唐代岑参的诗中便有记载：“中庭井阑上，一架猕猴桃”。如今，周至县和眉县等地形成了猕猴桃产业带，“徐香”“翠香”等优良品种已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从《诗经》里的古朴吟唱，到上林苑中的初绽芳容；从穿越丝绸之路的异域传奇，到装点太白山水的生动图景，三秦大地的古果新枝在岁月流转中，既传承着历史的印记，又体现着当代的匠心。红枣、苹果、石榴、葡萄、柿子、樱桃、猕猴桃……缕缕果香是历史的絮语，是山河的馈赠，更是三秦儿女写给世界的味觉诗行，虽饱经风霜、历尽沧桑，却永远清甜动人、甘醇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