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茁轶

1月13日，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年度成果交流会休会间隙，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建林在会场外掏出一部老款诺基亚手机查看信息。手机黑色的机身已磨损掉漆，按键上的数字标识也模糊不清。“这个型号的手机待机时间长。”他解释，“在西藏阿里、野外工地，我经常一周都找不到可以充电的地方。”

这部手机陪伴张建林穿梭于青藏高原的寺院遗址与关中平原的帝王陵墓之间，见证了他跋涉万里的学术征途。

从一名工人成长为西藏考古的拓荒者，再到唐代帝陵研究的领军学者，张建林的足迹贯穿了考古学的多个关键领域。

从偶然到热爱

1月22日，张建林告诉记者，1978年他填报高考志愿时，第一志愿是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第二志愿填报了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最终，他被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录取。

大学时，张建林所在班级的22名学生中，没有一人对考古学有清晰的认知，所有人都是从零开始接触这门专业。

大学4年，张建林白天上课，夜晚在教室或图书馆看书、复习，这段时光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史学与考古学专业基础。

在这期间，张建林经常翻阅《文物》《考古》等期刊，接触到一些关于西藏考古的资料。那片遥远高原的历史与文化，深深吸引了他。

1982年毕业后，张建林被分配到宝鸡考古队。在武功县郑家坡遗址，他第一次独立负责发掘探方。

“在田野里，我才真正理解考古。考古让人不断探索未知。”张建林说，“正是对未知的求索，让我甘愿承受艰苦，并乐此不疲。”

1984年初，陕西省组建援藏文物普查队，张建林立即报名，开始了在西藏的考古工作。

走向雪域高原

1984年6月，张建林所在的小组进驻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乃东县的桑珠德庆公社。当时的生活条件十分简陋，做饭靠煤油炉，仅有的一个高压锅，队员们要轮流用它蒸米饭和煮菜。

艰苦的条件下，重要的发现接连涌现。

在山南市，洪水冲刷暴露出吐蕃时期的普努沟墓地。张建林带领团队清理了其中6座墓葬，从中发现了陶罐、铜带扣等文物。“这是第一次从西藏吐蕃墓葬中出土这么多种类的文物。”张建林说，“这些发现为吐蕃考古提供了第一批具有断代意义的实物。”

1985年，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交到张建林手中——对阿里地区的古格王国遗址进行系统调查。同年6月，团队的车队从拉萨启程。

张建林和队员们扛着测量工具，踏遍遗址每个角落，为上千处洞窟、房屋和殿堂编号、记录。摄影师用对光线要求极高的灯光胶片，细致拍摄殿堂内珍贵的壁画。

这次具有开创意义的调查，最终凝结为古格故城的考古报告。报告与此前出版的《昌都卡若》一起，代表了当时西藏考古学研究的最高水准。

后来，他50余次进藏，主持了托林寺、萨迦寺等一系列重要遗址的考古工作。

“我对西藏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热爱藏族文化，因此选择了西藏考古这条路。”张建林说，“在这里工作，意味着要面对更艰苦的环境、攻克更复杂的难题，付出远超平常的心力。但坚持下去，你所收获的绝不只是几篇论文或一项发现。”

探索关中帝陵

1988年结束援藏工作后，张建林调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被分配到隋唐考古研究室。研究方向虽变，但工作节奏未变，张建林很快投身于唐代陵墓的考古研究。

1995年，唐僖宗靖陵被盗，张建林参与了抢救性发掘。2002年至2004年，他主持发掘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完整揭露了这座唐代门址建筑群的布局结构，特别是厘清了“昭陵六骏”石刻的原始陈列位置。该项目入选“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05年，唐陵大遗址考古调查相关项目启动。

此后10余年，张建林带领团队对关中地区18座唐代帝陵、2座祖陵以及武则天母亲杨氏的顺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与测绘，总结出一套大遗址考古工作的新理念与新方法。功夫不负有心人，陕西唐陵大遗址保护项目（桥陵遗址）获得“2007—2008年度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一等奖”。

张建林深耕的两个领域产生了相互关联：一方面，唐陵神道两侧的“蕃酋像”中就有吐蕃使者的形象；另一方面，历史文献中也记载着唐朝与吐蕃互派使臣参加对方君主葬礼的礼仪往来。

“我们的考古工作证实了青藏高原自古以来就并非隔绝于世的‘孤岛’，多民族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张建林说，“唐代陵寝制度对吐蕃乃至周边地区产生了影响。千年之前，长安与雪域高原之间就已存在紧密的文化联系。”

现在，张建林已经退休，但工作并未止步。唐代帝陵的考古报告尚需整理出版，预计还有十余本待完成；西藏考古的新发现不断涌现，需要持续关注。张建林还参与了西北大学的中亚考古项目，数次到吉尔吉斯斯坦参加发掘和调查。

从青藏高原到关中平原，张建林用数十年光阴，践行着“择一事，终一生”的信念。那部老款诺基亚手机已不再时髦，却契合了他的工作方式与信念——不追新潮，但求可靠。纵使外界日新月异，张建林始终沉心静气，与古老文明进行着一场场无声而深刻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