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巍

千年古都西安之南，横亘着历史文化名山终南山，山形毓秀，绵延百里。《左传》称终南山为“九州之险”。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历代常有高人逸士隐于其中，创作的诸多名篇，为终南山赋予了浓厚的人文色彩，增添了无穷魅力。

唐代士人隐于终南者不在少数，隐居的目的颇多。或走“终南捷径”以求入仕，或因仕途坎坷而选择隐以待时，或仕而后隐以立其言。其中，就有王维。

王维一生基本上是既做兼济天下之形，又行独善其身之实，可谓半官半隐。他极具天赋，能诗善画，在仕途失意后的隐逸生活中，将主要精力和兴趣转移到艺术美的实践之中。王维在终南的半官半隐在唐时即产生重大影响，成为中唐白居易“中隐”之道的先驱者。

唐代士人隐逸情趣的产生，一般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在长安城中积极奔走希望入仕的同时，就打算着将来的隐逸；二是求仕无望，只能隐居山林；第三种是在仕途稍遇挫折，就“行在独善”。而王维的终南之隐，与这三种都不同。

王维年轻时极具才情，入仕后尽管遇到挫折，但有惊无险。他始终没有离开过官场，却于盛年归隐终南。

王维所处的盛唐时代，士人们对政治都很热衷，对仕途也很执着。他们大写诗文，也大发牢骚，认为“万言不值一杯水”。只有王维显得奇特，他对政治有热情，对仕途未放弃，却很早就产生了隐逸之情。但他既没有“大隐隐于市”，也没有“小隐入丘藩”。他一直周旋于长安官场与辋川别业之间，是在职官员，享受着俸禄以保持安定的生活，心却归依于辋川之中，享受着清静恬淡。他曾西入边塞，歌颂守边将士杀敌报国的情怀，又在山林之中，深入观照着终南山水，从中领略、体悟着哲思诗情、佛性禅趣，发挥着自己的艺术才能。他在画中寄托着诗情，从诗中传达着画意，登上了山水诗艺术的巅峰，从另一个角度实现了人生的价值。

王维之所以能够理性地实践着这条“中隐”之道，来自他对自身清醒的认识。

他不像李白，对任何天地物象都有着海阔天空的遐想，也不像杜甫，对人间情事深思熟虑，始终忧国忧民忧天下。他从常人尤其是从自己的本性出发，不虚己，不忧人，扬长而避短，成了一个不同于其他任何诗人的诗佛。

王维实践出的这条“中隐”之道，直接启发了白居易，为中国古代士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增添了更丰富、更切合实际的内涵。王维并没有强调“文以载道”。他的终南之隐也属于隐逸，但心态没有愤激。他比白居易还平和。

王维的终南之隐，不单是因为在长安仕途遭贬，而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情结。他受母亲影响，自小就信奉佛教，他的名和字，都来源于佛教经典。后来，无论是贬谪济州，隐居淇上，还是山居辋川，他始终以禅诵为事。如果说，儒家弘扬人的社会属性，教人进入社会“拿得起”，佛教则教人懂得“放得下”。王维对世间的功名利禄既能轻松地拿得起，又能安心地放得下，还能从思想深处想得开。因此，从长安归依终南时，王维的心态大抵是平和的。他并没有彻底舍弃长安城，没有舍弃仕途俸禄。因而无论是心态上还是生活中，王维都是潇洒自如的。

王维山居的辋川，属于他重金购置的别业。他在名山胜水之中谈禅悟道，享受人生。“终南之秀钟蓝田，茁其英者为辋川”，辋川处于蓝田城南崇山峻岭之间。辋河水流潺潺，波纹旋转，从高处俯瞰，涟漪似车轮外周，因此得名“辋”。又因山涧多处小溪汇聚，故名“川”。辋川别业原为宋之问所有，后由其子孙继承。天宝三载左右，王维买下这里，经过精心设计，营造了二十处自然景点。他公退之暇或休沐之时，都来这里休憩。母亲去世丁忧期间，更长居于此。他在辋川住了多年。风景秀美的辋川，使得王维可以面对名山胜景仔细地体悟佛道禅趣，可以对二十处景点进行深入审美观照，并精心创作出《辋川集》。

王维隐居终南，并不是将山居辋川作为解除痛苦的手段。他是“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将山居辋川作为思想和人生的归宿。尽管辋川也有不尽如人意处，但他可以随意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安心地坐下来，随意地看着天上云卷云舒。他将自己完全沉浸于终南的天地之中，体悟四时造化之妙。正如他在《辋川集》中提到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辋川是有与无互补的一种完美结合。

王维将隐逸作为自己思想和人生的调剂，所以一切无可无不可。

终南，成就了王维；王维，诗化了终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