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斐

某品牌卫生巾生产车间里，回收的医疗废物与原材料混杂堆放；某电子签平台上，年化利率超200%的高息网贷伪装成“便捷借贷”，利用电子合同的技术外衣实施金融诈骗……今年“3·15”晚会披露的一些现象，折射出消费领域的深层次问题，暴露出治理方面的困境：在生产领域，部分企业将质量安全成本转化为利润空间；在流通领域，平台经济的“野蛮生长”催生了监管盲区；在监管领域，维权成本与违法成本倒挂。破解消费环境治理的深层次困局，迫切需要向“系统施治”的模式转变。

首先，要以技术赋能监管，打破信息黑箱。相关职能部门要推广区块链技术追踪商品生产流程，实现从原料到终端的透明化；利用大数据监测异常交易，比如电子签平台的高利贷特征，建立风险预警机制。

其次，要压实平台责任，重塑行业生态。相关职能部门要强制要求维修平台公开收费标准与分成比例，建立用户评价与信用挂钩机制；电子签平台需严格审核放款方身份，确保交易全程可追溯。

再次，要强化法律威慑，推动公益诉讼。相关职能部门要提高制售伪劣商品、金融欺诈的刑事处罚标准，支持消费者集体诉讼，同时探索公益组织代位索赔制度，降低维权门槛。

最后，要大力通过媒体普及消费维权知识，提升公众素养，加强社会监督，鼓励消费者举报线索，形成“全民打假”氛围。

“3·15”晚会是一面镜子，照见问题，更应照见出路。当“打假”从年度曝光变为日常行动，当企业敬畏规则、监管敢于亮剑、消费者理性维权时，市场才能真正实现从“量”到“质”的跨越。这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生动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