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宽锋

我对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思考，是在研究中西（政治）哲学史的过程中展开的；反过来，我对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思考心得，又落实在自己所从事的中西（政治）哲学史的研究上。“哲学史研究的经验”与“方法论的思考”之间，形成了一种循环互动的关系。

《哲学史研究方法论十讲》（以下简称《十讲》）的编排次序与这十篇论文写作、发表的顺序并不完全一致，而是试图更多地展现论文之间的“结构性关联”。

为了写这篇前言，我一方面按照现有的编排次序通读《十讲》的内容，另一方面又通读了几本有关“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著作。通过这两方面的阅读，我有了一些感触和想法。虽然有关“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与“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的区分，是较为热门的讨论，但是相关学者对于两种研究方式的评价却存在明显差异。

当然，在国内学术界，主流观点还是肯定“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的必要性及其哲学价值。即便是在分析哲学的圈子里，也有学者更为积极地肯定和辩护“历史取向的哲学史研究”的哲学价值。在《十讲》中，鉴于国内哲学史研究现状，我对“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给予了更多的肯定和辩护。

在《十讲》中，我对哲学史的两种研究方式之间的关系，或者对哲学史研究的三个阶段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大体上还是比较理想的或者比较传统的，即认为“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是“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而后者是前者的自然延伸和批评性的重释。而且，不少学者都持这样的看法。比如，学者陈少明说：“关注现象领域中的人、事、物，不只是在‘史’的层次上放宽或修正哲学史的视野，而且还期待在‘论’的层次上对古典生活经验进行哲学反思，从哲学史研究走向哲学探索。”

陈少明对其颇有特色的“做中国哲学”的以上解释，实际上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即“做中国哲学”实质上包含着“史学式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式”和“哲学式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式”，后者则是前者的逻辑延伸和拓展性思考。

不难发现，一方面，绝大多数的哲学史研究成果停滞在“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阶段，并没有延伸和拓展到“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阶段；另一方面，不仅“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的成果较为少见，而且“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也不见得要以坚实的“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为前提和基础。“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具有多种实现的方式和路径，而且，缺失“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阶段”的“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其本身就是一种“哲学研究”。对于这种“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的成果，人们主要关注的也不是研究者所论及的历史上的哲学家说了什么，而是研究者自己到底要说什么。所以，我更倾向于强调两种哲学史研究方式的区别及其并行不悖的现实，而不是两者之间的理想关系。当然，就中国哲学界的状况而言，真正的“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成果”还是稀缺产品。

对于真正的“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的成果，我们主要的关注点不是其“哲学史研究的价值”，而是它的“哲学价值”。换言之，成功的“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不在于提出了更为客观、全面的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和解释，而在于能够提出真正具有原创性的哲学观点和哲学论证。

值得指出的是，《十讲》主要讨论的是“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而不是“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更准确地说，本书呈现的内容，主要是从哲学史研究到哲学研究、从哲学史到哲学的“常规路径”。实际上，正像哲学家不一定先要成为哲学史家一样，致力于哲学研究的学者也不一定要先行从事哲学史的研究。当然，致力于哲学研究的学者不可能脱离哲学史，不可能凭空地创构新的哲学理论和哲学论证。但是，立足于哲学研究来看待古今中西的哲学思想，则古今中西的哲学的概念、论证和理论就都有望成为可能的思想资源、触发灵感的可能媒介和推进研究者的哲学思考走向深入的潜在论辩参与者。

当我们从事哲学史研究的时候，自然会有古今中西的分别；当我们进行哲学研究的时候，古今中西的差异则被超越了。然而，这并不是因为哲学问题实质上乃是普遍的、超越时空的、永恒的问题，而是因为哲学研究者从自己的视域出发，观照、博取古今中西的哲学，使古今中西的哲学家成为研究者自己所搭建的思想舞台上可能的、潜在的“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