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师念 实习生 宁薇

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若能遇到几位好的老师，指明道路，就能少走很多弯路。新时代的“土地公公”汤中立院士，在成长过程中便受益于此。

8月30日，记者在长安大学见到87岁高龄的汤中立。正逢华西秋雨时节，天气虽然阴沉，但丝毫不影响汤中立回忆老师、分享经历的热情。

1934年10月，汤中立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市。1949年，汤中立考入安庆高级中学。

15岁的年纪，人还尚未形成系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就在这时候，汤中立遇到了对他今后职业选择、人生规划起到深远影响的老师——王圣伟。

当谈及这位高中语文老师时，汤中立的眼神里有挡不住的感恩和敬意。

安庆市是陈独秀的老家，而王圣伟又是从西南联大毕业。在王圣伟的教学过程中，革命精神教育贯穿始终。

“王老师经常给我们讲述以闻一多为代表的西南联大师生是如何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汤中立回忆，“抗日战争时期，我年纪还小，印象里抗战过程中我和家人从安徽流亡到湖南，除了躲避危险，自己并没有参与到战争中去。而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风驰电掣般的胜利，我也没有机会尽一份力。”

王圣伟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宣传，让汤中立热血沸腾。“我们这一辈人能为国家做什么？”这个问题久久萦绕在汤中立脑海里，这也直接影响着高中毕业时他的志愿选择。他时刻铭记王圣伟老师的教导：个人命运要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1952年，高考结束后，汤中立顺利考入由清华、北大、天津大学等几所知名大学的地质系合并建立的北京地质学院。他欣喜地告诉记者：“当时，我们班成绩名列前茅的同学全都不约而同报了这个学校。”

在开学典礼上，地质学家李四光号召大家做新中国的“土地公公”“土地婆婆”，这给汤中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他对自己的专业和未来的事业更加充满责任心和使命感。

也正是在这所学校里，汤中立遇到了对他的地质事业影响深远的老师——“地学大师”涂光炽先生。

汤中立形容涂光炽先生是从革命战士转变为地质学家的典型人物，受“七七事变”的震撼，涂光炽和一批热血青年弃笔从戎，从事地下工作，参与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涂光炽赴美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祖国，在清华大学任教，之后为了更好地研究地质，又去了莫斯科大学攻读副博士学位，1955年回国后被分配到北京地质学院从事教学工作。

涂光炽赤诚的爱国热忱和求实的研究作风让大学时代的汤中立崇拜不已。汤中立回忆：“涂先生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讲的就是如何找矿，这对当时的中国是迫切需要的，也让我当即来了兴趣。涂先生上课时从来不带讲稿，但每次上课都能讲上满满两个小时。”

很巧的是，涂光炽在莫斯科大学所作的学术论文有关黄铁矿型铜矿，而这正是汤中立工作后的地质勘探重点项目，所以毕业以后汤中立也时常与涂光炽保持联系。之后几年，汤中立在黄铁矿型铜矿的找矿过程中，偶然发现了镍矿的存在。

1956年汤中立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后，来到西北地质局，并自愿申请到甘肃白银厂地质勘探队。当时，时任勘探队总工程师的是宋叔和。1951年，宋叔和主动请战去西北寻找铜矿床，之后在甘肃白银厂发现中国最富的铜矿。而汤中立的任务是在该矿外围继续寻找后备资源。

没有一次找矿不是长路远道。从白银厂一路往西到酒泉，在北山、内蒙古、河西走廊、祁连山……汤中立的足迹踏遍西北的角角落落。

1958年，汤中立在甘肃永昌县放射性普查员唐东夫的带领下，来到白家咀子。在之后的认真观察中，他在一块孔雀石矿化标本中发现线索，同年10月，经取样化验，证实为含铜镍的超基性岩体。1959年1月，汤中立正式在白家咀子开始进行铜镍矿普查勘探，随之而来的是对矿区长达15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地质勘探工作。

在这之前，我国只有1万吨的镍金属资源，白家咀子地区铜镍矿的发现一举摘掉了我国贫镍国的帽子，打破西方国家对我国镍矿资源的封锁，在我国地质勘探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经过多年勘探，金川铜镍矿床镍金属量可达600万吨，成为世界第三大岩浆型镍矿和镍金属的主要产地之一。

1995年，汤中立当选为全国第二批工程院院士。2002年，他从地质一线转向教书前沿，从兰州举家来到长安大学。截至目前，汤中立培养硕、博士40多人。

汤中立团队的成员潘爱芳教授针对我国铝土矿“品级差、品位低，复杂矿、难溶矿占比大”等问题，经过十几年的攻坚克难，开发出具有低耗、减排优势的氧化铝生产新技术，使低品位铝土矿资源的高效、环保开发利用即将变为现实。这项新技术在第十八届中国科协年会全国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大赛上获得金奖。

“我们这辈人能为国家做什么？”这是汤中立从青年时期就思考的问题，为国家效力成为他毕生的追求和目标。今年4月，长安大学教育基金会“汤中立基金”项目启动，主要奖励和资助长安大学地质类学科优秀青年教师及学生。8月，汤中立被聘为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矿业专业委员会专家智库终身专家。

在长安大学教学过程中，汤中立始终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重点。他说：“纵观中国历史，能在学术上取得成就的人，肯定也是热爱祖国的人。爱国是一切学术研究的根本前提，只有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发展结合在一起，才不会在学术方向上走岔路。”